湄潭与浙大70年不解情缘
一所大学的小城故事
70年前为躲避战火，浙江大学入迁贵州湄潭，它的到来为大山深处的小城，激起文明进步的浪花；而质朴的山区，在烽火连天灾难深重的历史关头，也丰满了一所名校的精神，为其带来金子般的7年珍贵时光
文|《小康》见习记者 谭畅
提起浙江大学，人们想到的，是它坐落在杭州城内的秀丽风景。然而70年前，它却与贵州大山深处的湄潭县，意外“相遇”了。
70年前，在浙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谜语，谜面是浙江大学，打一个《水浒传》中的人物。谜底为“时迁”，取“时时搬迁”之意。这个谜语的背后是一段关乎浙江大学存亡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举校迁出，经由赣、湘、粤、桂四省，走走停停，历时三年后，终于在1940年初先后抵达贵州湄潭。
随后的7年是一段金子般的珍贵时光，在烽火连天灾难深重的历史关头，湄潭成为避风港，浙江大学再次得以喘息、停留、发展，免于战争的纷扰。
小城收留了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点燃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导火索，抗日战争爆发。淞沪会战后，国内的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轰炸破坏，其中有25所高校被迫停止办学。为保存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人才，众多高校选择了向内地迁移的艰难之路，浙江大学也不例外。11月5日，日军在距杭州仅有120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战火迅速向浙江的省会蔓延，为保全教育资源，竺可桢决定举校西迁。浙江大学教师、学生及家属一千多人、几千箱图书仪器，在辗转赣、湘、粤、桂4个省份，跋涉2600余公里后，终于在1940年初先后迁抵贵阳花溪青岩、遵义、湄潭、永兴。其间，浙江大学在江西泰和避难之际，竺可桢的次子竺衡、妻子张侠魂因身染痢疾，于一个月内先后离开人世。
1939年底，竺可桢刚从重庆参加完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回广西宜山的路上。在路过贵州遵义时，他觉得遵义比宜山更适宜浙大生存。遵义物价很低，大米的价格仅是宜山的三分之一。曾担任贵州公路局局长的宋麟生则建议竺可桢把浙大搬迁到贵州遵义东部的一个小县湄潭。因为湄潭有充足的大房屋，而且物价比遵义更低廉。遵义和湄潭两地，除了没有电之外，物价和房屋都适合一个大学的生存。竺可桢决定，浙大一旦被迫再次搬迁，遵义和湄潭将是首选之地。
贵州向来给人的印象都是“蛮荒之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评价也由来已久。因此，随着浙大第五次无奈搬迁，陆续到达遵义的浙大师生，一开始对遵义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再加之当时，随着日军不断入侵，北方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校纷纷内迁、难民一并涌入，遵义人口由原来的7万多，激增到10万人，上涨的房价令浙大师生难以负荷。
这个时候，距离遵义75公里的湄潭县向浙大师生张开了双臂。湄潭县位于遵义东面的一个小盆地中，四周峰峦迭起，碧波清澈的湄江从城西蜿蜒而过，城内随处可见堰坝、水车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这里环境优美，物产丰饶，素有“小江南”之称。虽是偏远的小山城，但在抗战时期，却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所。
贵州湄潭浙江大学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黄正义介绍，时任湄潭县长的严溥泉，曾经在国外留过学，是一个很开明的县长。在得知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从宜山来到贵州选址以后，他就主动写信邀请竺校长来到湄潭考察。
4月5日，湄遵公路通车，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理科系的近千名师生，乘校车搬迁到湄潭。湄潭县长严溥泉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不仅如此，湄潭当地的部分居民还让出自己的房子，给师生们居住。当时的湄潭县，人口只有100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迁入后，让这座封闭的小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
湄潭人保守，浙大迁到湄潭后，在湄江边开辟游泳场，由体育系主任舒鸿教授游泳课，这在民风未开的湄潭，堪称一景。当男女生们在湄江练习游泳时，当地的老百姓惊呆了，有的还向县政府告状“有伤风化”。不过，看多了，也就慢慢接受了。湄潭浙大西迁陈列馆的解说员应丽告诉《小康》记者：“当时的湄潭县民风是很封建的，女人根本不可能下河去游泳。当苏鸿教授拉着女生的手下河，的确让当地人吃了一惊。”
1945年浙大购地几十亩，修建了贵州省第一个拥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并举行了西迁后的第一次全校运动会，在湄潭乃至贵州都引起了轰动。
湄潭没有电，从没见过日光灯等电器。浙大物理系搬来后，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4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竺校长决定每年的6月6日“工程师节”这天，所有的实验室和工场向当地人免费开放。
类似的“节日”还有很多，比如浙大就曾将一架报废的飞机拆迁过来，做风洞教学实验。当地人围着庞然大物指指点点，兴奋得如同过节。而校长竺可桢则明确告诉各个系：不要吝啬，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学，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浙大办学。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国立浙江大学终于在贵州安顿下来。学校本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系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落户湄潭；一年级新生从青岩搬到了湄潭县城外15公里的永兴镇。
整个浙江大学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战时教学时期。
大学改变了小城
出生在湄潭的牟应书现在已经年过八旬，浙大迁来时他仅15岁，牟应书回忆：“我母亲当时在南街上摆了个小面摊，那时候湄潭根本没什么饭店、酒楼，做饮食生意的就是这些面摊子、米粉摊子，浙大的师生来了以后，才慢慢有了一些像样的小饭馆，一些江南风味的小吃也逐渐多了起来。还有，那时候在湄潭，只有很有钱的人家才穿旗袍，但浙大的人来了之后，满大街都是穿旗袍、制服或中山装的人，一些学生干脆在湄潭开起了裁缝铺勤工俭学，当地人也开始经常穿旗袍。那时候，湄潭的服装潮流在整个贵州都是很时髦的……”牟老说。
在浙江大学贵州校友会名誉会长幸必达老先生的记忆里，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茅台酒的销量大增，因为那个时候茅台酒不像现在的茅台酒这样金贵，才几毛钱一瓶，而且到处都有卖，很受浙大师生欢迎。而遵义的当地人也喜欢到浙大的化工场里，去买浙大学生手工制作的肥皂。
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后，浙大留黔人员和贵州的农业科技人员继续与当地农民合作，努力使贵州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翻了几番，使农业经济提高到新的台阶。
浙大西迁湄潭后，国民政府派农学院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刘淦芝出任当时中央农林部湄潭茶叶试验场场长。在浙大农学院专家的指导下，刘淦芝博士借湄潭山水之灵气，把湄潭的茶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改进了湄潭茶固有的品质，引进了异地的优质茶种和杭州“龙井茶”的生产技术，培育出龙井茶、绿茶和红茶，使湄潭茶叶顿时名扬四方，受到浙大教授、专家的好评。
此外，浙大来到遵义地区以后提倡戒烟，并且主张政府出面，由浙大提供一笔经费的援助，把戒烟工作搞起来，让老百姓把抽烟量减下去。“当时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一个烟馆里头有十几个床铺，都是很长的一个通铺，三四个铜板就可以吸一次烟。为筹建戒烟所，国立浙江大学在遵义的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自由兄弟》，将门票收入全部捐办戒烟所。遵义当地人可以免费到戒烟所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块钱的伙食费。戒烟所成立后，遵义烟民的数量大幅下降。”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唐家祠堂的实验室里，随校一路西迁至湄潭的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观察瓢虫入神，忘记了回家。天色渐暗，他点起煤油灯，继续观察瓢虫，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 ……对于当时的情景，谈家桢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
谈家桢的这一发现，后来被称为嵌镶显性现象。两年后，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了谈教授的论文《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学说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也使谈家桢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
而当时和谈家桢一样，随浙大西迁云集贵州的一大批著名学者，都在科研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发表论文数以百计，并享誉世界。
时光荏苒，经历过浙大西迁的师生，现在都已经成了鹤发老人，每当谈起这段往事，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对湄潭人民的“收留”表示感谢。浙大西迁陈列馆的解说员应丽告诉《小康》记者，浙江大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对湄潭籍的考生免收学费。不止如此，浙大从2008年开始，在湄潭成立了支教点，每年都会派学生到湄潭支教。
至于湄潭，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感激”着浙大——或许人们还都记得，1997年5月，浙大百年校庆时，纯朴的湄潭乡亲们，开了几辆卡车，不知走了几天几夜，给浙大老师们送来了稻米、茶叶、包谷酒……
而今，又到了收获湄潭新茶的季节。一所大学和一座小城的故事，也在以我们知道，或未知的方式继续着。
传奇依然，情缘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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