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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图”App 了解你身边土地

马军,民间公益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今年4月17日,关注全球问题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颁奖典礼在英国牛津举行,来自中国的马军成为四位获奖者之一,他也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
对话动机
过去的9年,马军和他的团队专注于一件事将污染信息公之于众。
他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治理环境污染必须全民参与,为此,他创立了蔚蓝地图APP,以最便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引导大家用手机监督、促进环保。
这种创新方式让很多外国友人耳目一新,更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民众和政府对环保的重视与日俱增。
但马军担心,这种新颖的监督方式,可能让基层政府部门不适应,甚至抵触。
1获奖全场两次起立为我鼓掌
新京报:获得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感觉意外吗?
马军:今年3月初,一位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外国友人找到我,告诉我获得了这个奖,我很吃惊,当他说我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的中国人时,我就更意外了。
新京报:这个奖之前是你申报的?
马军:这个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一年前我们申报了这个奖。评审组织开始对我做的工作逐步了解,包括与我有关系的NGO伙伴、环保部门和企业。
新京报:另外三个获奖者是什么身份?
马军:都是致力于公益方面的创业者。两位是印度人,一个是做女童教育的,一个是做农民土地工作的;还有一位英国人,在非洲从事海洋的保护。都是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新京报:在英国牛津领奖那天,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马军:颁奖时,我有一个3分钟的演讲,我记得,全场两次起立为我鼓掌。第一次是当我谈到现在环保方面的监测数据大规模地实时公开,体现了中国向污染宣战的政治决心时。第二次是音乐声响起,演讲时间到了。
新京报:你认为是什么让与会者全场起立为你鼓掌?
马军:很多时候,比如环保,国外往往听到的是关于中国的负面声音。但当他们知道中国公民环保意识在提升,政府信息逐步公开,政府与民众之间通过微博等形成深度互动、促使环境改善时,他们感到惊讶,并且受到鼓舞。
2创新手机可监控9000多个污染企业
新京报:蔚蓝地图APP公益项目是你获奖的原因之一,它有哪些特别之处?
马军:它目前能提供全国38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河流水质信息,还对哪些企业排污,排放了什么污染源等一目了然。目前,该APP的下载量超过三百万人次。通过公众使用,以互联网+环保的方式,形成民众与政府部门及污染企业的良性互动,促使环保问题的解决、好转。
新京报:互联网+环保,具体怎么互动?
马军:公众下载APP后,会看到自己所在城市的环境情况,了解到什么企业在污染环境,他们会把污染信息截图,通过微博等举报给环保部门。目前比较活跃的是山东、浙江、北京等省市。尤其是山东,它们各级环保部门都有官微。很多网友发现污染情况直接@官微举报。
新京报:污染企业和排放污染源这些信息是从哪来?
马军:环保部门的官网提供的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
新京报:目前这个APP监控到了多少排污企业?
马军:全国企业加起来有9000多个。已有近2000家企业采取措施净化生产。通过这个APP的推动,超过400家企业针对自身污染情况作出解释,多数还开始限期整顿。
新京报:作为公益项目,资金来源是哪儿?
马军:主要是国内基金会的支持。比如阿拉善SEE基金会、阿里巴巴基金会等。去年,我们与阿拉善SEE有战略协议,五年时间,阿拉善将支持我们2000万元。
3问题部分环保部门有抵触情绪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开发一个污染地图数据库?
马军:我在20年前就关注环保,已形成一个坚定的认识,那就是,污染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参与的前提是信息公开。2006年,我发起成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公益机构,通过环保部门公开的信息,结合电子地图,让公众更容易理解和监督。 新京报:这个APP里,民众和政府部门的有效互动在全国普遍吗?
马军:不够普遍。部分地方环保部门有抵触情绪。他们不愿意在微博上与网民互动,会说环保部门人力有限、污染企业数量庞大、地区情况复杂,给他们找了麻烦等等。
新京报:针对这些抱怨或不配合,你怎么看?
马军:总体来说,政府部门还是比较积极的,特别是更高层面,国家环保部也认识到公众参与解决环保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形成互动之后,公众不会把矛头指向环保部门,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企业,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污染本身。
新京报:蔚蓝地图呈现的空气、水质污染等数据来自官方,如何保证数据真实?
马军:关于(官方)数据的真实性,外界一直有质疑。监测中我们也注意到,有些数据与现实情况存在明显差异,我们正对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研究,并向当地环保部门了解,数据为什么严重失真。
新京报:当发现政府部门的公开数据严重失真时,你们会在APP上怎么做?
马军:有些因技术问题导致失真,针对一些不在正常范围内的数据,我们会设置一些门槛。将严重与事实不符的数据屏蔽掉,然后反馈给环保部门,得以确认。
4期待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权力关注环保
新京报:以你总体的感觉,近十年来,我国的空气质量和河流水质的变化是怎样的?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马军:现在不能简单地说好了还是坏了。比如空气污染,大颗粒物减少了,但对健康影响更大的细颗粒物凸显出来了。我们从燃煤型污染,变成了汽车尾气加燃煤复合型污染。我比较认可环保部门的说法:水、空气等环境问题局部有所改善,比如淮河,没有以前污染得严重,但是仍旧是污染,整体还很严重,一些地区还在恶化。
新京报:投身环保20年,公众对于环保的意识、关注、重视,在你看来有哪些变化?
马军:公众对环保的态度变化很明显。比如十年前,不少人会说中国还很穷,先发展,再说环保的事,但这几年,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的时候,当地人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只想要一杯干净的太湖水。
新京报:投身环保20年,让你最骄傲和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马军:最骄傲的事情是,有几次站在曾经被污染的河流湖泊旁,原以为可能几代人都得继续在这被污染的水源边生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排污企业购置了设备来处理污水。后来水质变好了,水清了。
最难过的是,全国投入那么多的人力财力去治污,但环保的拐点仍没有到来。我们看到很多生态系统的保护,失败的例子多于成功的例子,一次次经受这样的失败。
新京报:在你看来,环保的拐点是什么?
马军:我所认为的拐点是,我们的空气质量,水、土壤等质量有明显改善。目前最关键的三大环境要素,没有一个明显改善。
新京报:你对环保部门有什么建议?
马军:全国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治理环境,不少投入用到技术环节。我认为,遏制污染最好的办法不一定是技术,而是机制,如果创立一种让企业、公众及主管部门自我监督、主动参与、积极治理的机制,环境问题将得到改善。
新京报:你最想对排污企业、对民众说些什么?
马军:有远见的企业,应该认识到违法成本低、谁污染谁就占便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也希望公众意识到,环保问题不仅与政府和企业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和权利,至少我们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向环境污染宣战。
新京报:获奖得到的125万美元资助,打算怎么花?
马军:我们会把所有钱都投入到公益项目上。
声音
在过去的中国,公众没有一个跟踪和举报工业污染的途径,马军填补了这个空白。他创建了一个对公众友好的平台,把政府已经公开的环境信息汇集到这个平台,方便公众获取。这样的创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环境监督中去,并且已经有近2000家企业采取措施净化他们的生产。
斯科尔奖对马军的颁奖词
简介
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
被《福布斯》誉为世界上最慷慨的20名慈善家的美国购物网站eBay第一任总裁杰夫斯科尔在1999年创办斯科尔基金会。每年基金会都会评选出一批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并向他们颁奖,获奖企业家都是向世界证明了他们的创新正在打破一个非正义、不可持续的社会现状,并对解决世界上一些最紧迫的问题有可见的影响力。每名获奖人能够获得连续三年的核心投资125万美元,以扩大他们工作的规模和扩展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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