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不仅出现在《终结者》之类的科幻电影之中，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综艺节目《最强大脑》中，机器人“小度”在图像识别等方面完胜人类选手；谷歌旗下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就连人类引以为傲的文艺创作，也开始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战。日前，就在《中国诗词大会》热播的时候，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CSLT）作诗机器人“薇薇”通过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著名科学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将人与机器隔开后，如果有30%以上的机器行为被人误会为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为，则机器应被视为拥有智能。）机器人“薇薇”创作的诗歌令社科院的唐诗专家无法分辨，有31%的作品被认为是人写的。此外，“机器人写小说”“电脑作曲”的报道也开始见诸报端。
文艺创作，是通过人脑进行的一种与情感、知觉、记忆与思维相关的复杂的精神活动，这本是人类的骄傲。人工智能何以能够攻进这一人类独有的领地？面临人工智能，人类传统的文艺创作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机器人“薇薇”开启数据库诗歌写作模式
运行程序来写作和程序本身一样古老。世界上第一台可运行程序的计算机运行的第一个程序，就是由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编写的情诗程序。该程序会抓取一些甜蜜的词汇，连缀成浪漫的爱情诗。比如“亲爱的，你是我深深的爱恋”之类。
机器人“薇薇”对于诗歌的理解，和它1948年的老祖宗相似。先来看看这首《春雪》：飞花轻洒雪欺红/雨后春风细柳工/一夜东君无限恨/不知何处觅青松。这首诗一看就是机器人笨拙的模仿，只有完全不懂诗的人会认为这是“诗人”写的。不说格律上的要求，就以词句推断，第一句说下雪，第二句又说下雨，到底是雪还是雨？三四句除了用了“东君”、“青松”之类常见的字眼外，内容不知所云，完全在混乱堆砌。
必须说，有的诗判断的难度要大一点，比如这一首《落花》：红湿胭艳逐零蓬/一片春风细雨濛/燕子不知无处去/东流犹有杜鹃声。这一首的甄别需要推敲，但只要稍加思考，“细雨濛”之类别扭的用法还是可以被识别出的。同时从诗歌的内在节奏看，这首诗不能说一定是机器人写的，但节奏比较糟糕，头两句带有二人转的韵律。
由这一类诗歌来分析，文学创作上，人工智能在模仿什么？人工智能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文学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越是海量数据，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学习。比如，AlphaGo学习了三千万步的人类棋谱。“薇薇”这类写诗的人工智能程序，不知道学习过多少首古诗，估计是《全唐诗》五万首的几何倍数之上，故而可以在表面上，进行一些有模有样的模仿。
不仅是诗歌写作，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的写作，也都是“数据库”写作。几年前美联社、雅虎网、福布斯网就运用人工智能依托新闻模板生成体育类、财经类新闻稿。2008年，据说是机器人写的长篇小说《真爱》在俄罗斯出版，这本320页的小说电脑只写了三天——在有几千本文学名著作为数据库的基础之上。
对于科技入侵文学的忧虑一再浮现
不像围棋是有胜负关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量化，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的优美与丰富的人类内心世界，永远无法被量化、被标准化。人工智能在“阅读”上可以远远超出所有诗人，能够识别出哪些词是高频的，可以按照基本的诗歌规则组合出一首诗，但这种组合不是创作。
在这个意义上，无法区别的，是糟糕的作品与机器人写的作品。如果把杜甫的诗和机器人写的诗混在一起，肯定容易区分。
因此，就文学创作而言，人工智能未来有可能在编剧或网络文学方面有所突破，毕竟除了一小部分杰出的作品外，无论剧本创作还是网络文学，比较依赖标准化的情节模式与词语搭配。而文学作品的模式化程度越强，越有可能人工智能化。概括地说，人工智能对于文学创作的取代，目前所能展望到的最高成就，是取代通俗文学，有一天或许是电脑自己来打字，上传一部合格的网络文学作品到网站上。
拉长历史视野来看，每当技术变革有巨大突破时，对于科技入侵文学的忧虑就一再浮现。本雅明在1936年完成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就表达过摄影、电影出现后艺术作品“光韵”消亡的遗憾，而伴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出现，文学这门古老的艺术一次次被宣判死亡。我们不必对此悲观。文学理论大家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复杂始终对应于人心的深邃，只要灵魂没有枯竭，文学这朵艺术之花会永开不败。
人性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部分
在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与文艺的关系，笔者觉得真正担心的不是人工智能开始文艺创作，而是我们对于文艺的理解趋向人工智能化。某种程度上，值得当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即人性的智能化，不是机器人变成了我们，而是我们变成了机器人。比如上文所引的机器人诗歌，如果有较好的诗歌修养并不难识别，但在各种伪托李白藏头诗的口水诗都可以在网络上流行的今天，笔者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将无法判断一首机器人诗歌和一首好诗的差距。
毕竟，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工具”，人工智能和现代社会有高度的同构性，本质上都是高度理性化的产物。以理性为核心逻辑的现代社会，将人性想象为“经济人”或“理性人”，趋利避害，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而人工智能所设定的“人”，可以看成是一个理性发达、情感淡漠的人，二者的人性想象有相似之处。
这种“理性人”与资本高速运转的时代相匹配，服务于利润的最大化。我们知道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背后，是资本的逻辑，比如机器人产业蔚然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降低人力资本，富士康公司在2016年已经利用机器人将昆山工厂的工人人数从11万降低到6万。可以设想，假设机器人技术更为成熟，那么剩下的工人岗位也岌岌可危。如果从资本的视角出发，最理想的人就是流水线上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这再一次回到英国学者查尔斯·珀西·斯诺在著名的《两种文化》中提出的“科学”与“人文”之争。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在注视着未来的自己，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对于人文的步步蚕食。目前好像是机器存在于人类的运转中，但也许换一个角度，人类不过是存在于机器的运转中，就像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揭示的那种状态。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更坚定地定义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那永远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部分。（作者:刘春 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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