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腰鼓 陈美琪摄
梁向阳 笔名厚夫，男，1965年生，陕西延川人；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主要研究当代散文、延安文艺与路遥研究等，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荣获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陕西省教学名师奖、陕西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著有《路遥传》《走过陕北》《当代散文论文研究》《边缘的批评》《心灵的边际》。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与日俱增。不管我们对延安的未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的历史不会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远，我们是永无止息的，各种各样访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员……”这位100多年前到过延安的英国人，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延安乃至陕北的独特性，回到英国后在其著述中有了上述判断。
事实上，陕北不仅是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可以这样说，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具有丰富和沉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陕北文化，了解陕北文学，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
陕北的地域与历史
陕北高原从地域环境上讲，是黄土高原的有机组成部分。通常是指这样一个区域：北到榆林长城，南到秦岭北山，西到子午岭，东到秦晋峡谷。陕北高原在地理地貌上有两大类型区：一是黄土高原的沟壑区；一是黄土高原的塬梁区。延安以北长期饱经风浸雨蚀形成的沟壑区，构成了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大沟深、土硗地瘠的地理特征。陕北一方面宜耕宜牧，适宜于生产力低下时期多种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是连接中原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
仔细检索陕北历史，发现中华民族的一些标志性文化符号如黄河、黄帝陵、长城与陕北有关；陕北的历史总与刀光剑影的战争直接相关。陕北高原长期处于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拉锯式的争夺状态。史料记载，从殷周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陕北高原上先后出现过猃狁、鬼方、土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高丽，以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20多个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长期错居。陕北人的人种，有杂交优势，男性多壮实剽悍、倔强豪爽，女性多窈窕娟秀，心灵手巧，人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独特的陕北文化
“安塞腰鼓”中的陕北 陕北独特的地域与历史，造就了陕北文化。陕北文化呈现出这样几种状态：一是陕北山川地理文化，包括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的文化；二是陕北历史文化，即陕北这块土地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三是陕北器物文化，如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与陕北人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器具所呈现的文化；四是陕北的精神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的文化，反映在陕北人的气质、性格、行为处事，以及风俗习惯中。
“安塞腰鼓”是陕北高原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也是陕北人精神风貌的象征和符号，而这一切均与陕北古老的历史有关。
陕北高原是连接中原农业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边关要地：秦始皇时期大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镇守陕北，筑长城，修直道，防止匈奴内侵；北宋时期韩琦、范仲淹、沈括等一代武将、文臣来到陕北，领导过抵御西夏人入侵的战争；而明朝时期九镇之一的“延绥镇”长城，几乎承担了明朝中、后期北方边境一半以上的防务。可以这样说，“安塞腰鼓”既是古代激励边关将士冲锋杀敌、浴血奋战的号角，也是将士们征战凯旋的欢迎曲。古代战争擂鼓鸣金的场面，永远地消失了。这种于激情和力量中的仪式，却深深地根植于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陕北的乡间，腰鼓成为一种娱乐形式，于浪漫中宣泄生命的激情，于诗意中追求永恒的精神力量。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3年，以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安塞腰鼓”这种原来纯民间的广场文化形式，也渐渐走进庙堂，进入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视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塞腰鼓”曾经在亚非拉走红；20世纪80年代初，在“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一炮打响的《黄土地》中，“安塞腰鼓”征服了西欧观众的心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次大型的国家庆典，均有“安塞腰鼓”出场。“安塞腰鼓”所释放出的能量，不仅仅是陕北这块古老的黄土地的地域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坚毅不屈、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象征。
陕北的鼓文化非常发达，除了有世界闻名的“安塞腰鼓”外，还有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黄陵抬鼓、黄龙猎鼓、志丹扇鼓等等，这叫“多鼓齐打，鼓舞催春”。
陕北民歌、陕北说书与陕北陕北民俗文化呈现在陕北人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中。陕北民歌与陕北说书，就是陕北民俗文艺的代表。
陕北人爱唱歌，尤其是爱唱民歌。陕北有句俗语，“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古人言，“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陕北，不论表现喜、怒、哀、乐哪种情感，都是有歌有曲的。陕北民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易于流传。
从体裁上来说，陕北民歌种类很多，有山歌、劳动歌曲、小调、秧歌、风俗歌等形式。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体裁。由于“信天游”声名远播，人们一提到陕北民歌，自然会想起“信天游”。“信天游”，也叫“山曲儿”“顺天游”。顾名思义，顺天而游，自然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地唱出来的。唱给大自然听，让它随风游走。它节奏自由，音域宽广，高亢奔放，成为陕北民歌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明珠。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诗人李季创作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用信天游的格式写成的；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也是模仿信天游的典范。“东山里的糜子西山里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陕北民歌以其博大的内容，活泼的形式，自由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和精妙的语言，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留下了灿烂的一章。
陕北说书这种陕北民间的说唱艺术，某种意义上是陕北民歌的一个变种，深受陕北人喜爱。陕北传统的说书艺人，基本上是盲人或半盲人，为了养家糊口，身背三弦或琵琶，手持木棍，走村串户招揽生意。他们说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公案传奇、忠臣孝子、农民起义、男情女爱等。他们的社会身份极低，往往被人们瞧不起。陕北说书真正获得新生，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陕北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成为文艺工作者宣传和介绍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陕北说书已不再是盲人借以谋生的一种手段了，它成为真正的民间艺术，它已经成为一种综合的说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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