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在写作中。（摄于一九八○年冬）
王愿坚（后排左一）与陆柱国（后排中）在都江堰。（摄于1972年10月）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述往】
写在前面
父亲王愿坚是个军旅作家，20世纪50年代写过一系列红军题材和军队题材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文革”后，他又开始从事电影创作，改编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了电影《四渡赤水》等。
父亲的小说篇幅短小、语言精练，善于浓墨重彩地刻画人性中最璀璨、最感人的瞬间，笔下的人物充满理想，富有激情。许多人上学时在语文课本里都读过他的作品。
父亲平易近人，热情好客，家中常有读者慕名前来。据母亲回忆，习近平总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曾与父亲有过交往，还来过我们家。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专门提到了父亲，提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令我们全家非常感动。
书
1929年，父亲出生在山东诸城的一个文化家庭。我的祖父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而祖父的哥哥毕业于北京译学馆，回到山东后，同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秘密组织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父亲虽然是写红军题材的作家，但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初中只读了半年，15岁辍学参军，在宣传队从写小剧本做起，很快成长为战地记者、报社编辑。1952年调入北京后，开始从事军队文艺刊物和革命回忆录的编辑工作，25岁起陆续发表了成名作《党费》和一系列短篇小说。
父亲很勤奋，早期的短篇小说，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小时候，我的床放在父母房间，有时夜里醒来，会看到父亲还在伏案工作或看书。父亲会把书桌的抽屉拉开一点，把书放在抽屉挡板的上面，书的上半部分靠着台面，微微倾斜。
父亲的手笼在袖口里，半天才会抽出来翻一页。姐姐们曾笑话他看书慢，他总是慢悠悠地说：“哎……看书慢是种本事，我以前看书也很快的。”
假日里，父亲喜欢逛书店。离我家不远的灯市口有个“中国书店”，专门卖旧书，父亲喜欢到那里“淘”书。他还常带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里有个专门销售“内部参考”书的地方，进去需要专门证件。内部书屋并不大，里面阳光充沛，除了满屋书架，还有几张高级的老式沙发。
父亲在书店总要待很久，出来时会买上几本书，然后在小铺买根棒棒糖哄我走路。母亲常说父亲邋遢，但他的书橱、书桌却总是十分整洁。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收拾一次书橱，腾出地方把新买来的书放进去，把要读的书拿出来，包上书皮。
父亲书皮包得非常仔细，会先沿着书用手抹出一条印，然后顺着这条印把纸折一下，剪去多余地方，再把书包进去。这样的书皮既平整又挺括，小学时我的书很多都是父亲给包的。“文革”开始时，父亲已有了一千多本书，摆满在家里大大小小五六个书架和书橱里。
我上小学时，“文革”还没开始，姐姐拿出一本新出版的《解放军文艺》给我看，我那时识字不多，但有三个字还是认识的，那就是父亲的名字，幼小的心灵瞬间有了一份大大的骄傲。
我一年级还未结束，“文革”就开始了，父亲写的小说受到批判。他成为“牛鬼蛇神”，我也因此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很多人都被抄了家，父母也开始烧东西了，手稿、笔记和先前写的日记统统在内，书也陆陆续续地卖了。那时，一来收购废品的，大院门前就会排起长队。通常是我在队里排着，两个姐姐负责搬书，她们搬出的书越堆越多，摆了一长溜，路过的人都惊讶：谁家的书啊，这么多！
最后一次卖书，是我们要从原来住的地方搬出来。当时，我们住在总政宿舍，这里曾经是前清的驸马府，里面似乎有数不清的院子。从大院的最西边搬到大院的最东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台阶要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己搬，大家直发愁，家里的东西太多了，准备把能卖的都卖掉。
卖书时，父亲望着小书架上剩下不多的几十本书，迟迟不愿动手。我们却在一边使劲喊：
“卖了吧！卖了吧！”
那时，精装书都不收，嫌上面有硬壳。父亲就一本本地把书壳撕下来，把书瓤捆好让我们搬去卖。精美的书壳剩了一大摞，父亲摆在小书架上，留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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