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八首白话诗，其中包括他写于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题为《朋友》），这是胡适对“文学改良”的身体力行，在后来研究者描述中，《两只蝴蝶》的公开发表成为中国新诗产生的标记。而后，白话诗创作渐成风气，与古典诗歌不同，新诗打破了旧的格律，形式更自由，内涵更开放，当时除了《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等刊物都曾经发表过白话新诗。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周作人、朱自清都曾经积极投身白话诗歌创作。
今年是新诗诞生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中国经历的历史苦难及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让中国人觉得这一百年尤其漫长。但对我们写作的诗歌、我们笔下的白话文，对我们使用的汉语来说，一百年只是短短的一瞬。
新诗一百年，它最明显的成就，是催生了一个写新诗的庞大诗人群体，这些诗人通过对个体生命的感受与沉思，创造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使新诗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制造的现代诗意，如今弥漫于小说、散文、戏剧及电影、广告等大众文化的各门类中。尤其是朦胧诗后的现代诗，最大的贡献，是让现代汉语意识到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语言不仅不是人的奴仆，还是主人。这种颠覆，当然意义重大，让语言成为一盏自主的明灯，人成了被照亮者。
新诗对语言的改变，首先是思想的改变，包括思维模式和感受方式的改变。在古人意识里，每个汉字都有独立的生命意志，像一个个活着的生灵，甚至有阴阳雌雄之分。在古代这些表意文字的背后，潜伏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哲学基础。它相信天地有大美，相信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相信至诚才能与天地参，相信阴阳相生、虚实互补、知无知有，相信无我之境、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它相信“拈花一笑”的气韵与空灵，也相信“蚌病成珠”的长歌当哭。因此，古诗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自成体系的小宇宙。杜甫说“诗成泣鬼神”，诗就是一个能与鬼神感应的通灵空间。诗因此在传统文化中拥有了无可比拟的地位。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充分领略过古诗魅力的人，刚接触现代诗时，会是何种感受。
新诗使现代汉语基本脱离了表意文字与单音词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看到新诗的基本单元变成了句子，而字和词只有在句子中才能成活。这其实是在用西方表音文字的模式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百年新诗创造了两千多年来古诗所没有的新诗意。但是，因整个时代缺少对文言、古白话及表意文字思维本质的反思，新诗虽对现代汉语的改变贡献巨大，但大多数民众对其表现并不满意。
这种不满意，也体现在新诗的诗界内部。诗人们既高度活跃，又严重分裂，难以达成对新诗历史和标准的共识性认知。新诗既无法得到来自历史传统的权威支持，诗歌的“拒译性”，也使人们对来自西方的学术支持，大多持不信任态度。在当下新诗领域，几乎没有可清晰辨识的规范与共识，也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得到大多数诗人认同的理论系统，更不存在带有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活动，一切都处在高度无序的状态。由于一百年时间太短，新诗也基本没有奠定自身在中国文化中的自主性。新诗学，于是演变为一种带有“斗争”或“团伙”意识的新诗政治学。新诗的生产虽极为活跃，但却让人难以看到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越来越多的诗人陷入了“诗意匮乏”的困境。如果借古诗的历史来比较，新诗可能还没有走到它的“诗经”时代。
语言似乎是现代诗人唯一的信念，但有时更像他们争夺话语权的旗号。他们似乎在重新命名事物，但已丧失了在命名中探索自己存在、使命与苦难的才华和勇气。他们的很多命名是功利的，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这个时代真正的好诗人不多，活跃着的更多是一些“诗歌运动家”。从他们的诗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阴郁、琐碎、无病呻吟甚至是猥琐，而绝少看到朴素、高贵、纯净与博大，更难感受到诗人健全的心智透过语言向我们袭来的纯粹和高迈的精神气质。诗歌运动造就了中国新诗，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把中国当代诗歌带至了悬崖边缘。中国当代诗歌史已演变为一部“诗歌观念运动史”，一代又一代的诗歌运动，使得诗人们只有语言趣味，绝无道义立场，让人不再相信其诗歌中的良知，甚至怀疑他们的世俗生活。
此外，新诗在对汉语的音韵与声音之美上的探索与发现极少。在中国古代，诗歌呈现的声音与音韵之美，甚至比诗歌表达的含义更重要。语言的音韵之美，曾是评判文学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古代中国，诗乐关系极密切，形成了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声音系统，“语言”之声常常演化为音乐最基本的创作元素。音乐总是效仿人声，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人声是效仿乐器的声音。这一点，在传统戏曲中表现得最明显，因各地方言音调不同，而音乐和曲调是跟着人声走的，所以才会有三百多个地方剧种。
一百年对语言的成长来说，确实太短，所以目前的现代汉语，几乎可以说还没有诞生它音韵学。对现代汉语的音韵体系的建立和音韵之美的发现，无论是在诗界内，还是在诗界之外，都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建树。很显然，表意文字要呈现声音之美，比表音文字难度更大，同时完成音与意的超越也更难。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五四”的白话文与新诗运动，不能不说它对文学语言只完成了精神启蒙，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汉语声音的忽视和遮蔽。
现代文学语言在声音上是完全凌乱的，而现代汉语对声音的无知，已成为六十多年来，留给诗人最痛苦的文化遗产。这不仅使现代文学远离了声音之美，也使之成为一种反声音的案头文学。今天所说的口语诗，仍是书面口语，而如何发现声音和语言的关系，不只是现代语言学的难题，也成为了诗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诗歌要体现语言的声音之美，原本是一个文学常识，也是诗歌区别于散文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但由于新诗越来越注重传达复杂的经验，对声音之美的探索显然要少得多。好在电子媒介的普及，正在让人们回到一个可口口相传的“电子口语”时代，今天“说”和“听”，正变得比“写”和“读”更普遍、更易传播。诗歌、寓言、谚语等，原本就是口语时代，也即印刷品流行前那个时代的经典文本样式。“电子口语”时代的降临，显然更适合诗歌的传播。电子媒介在转瞬间，能把我们的声音送到想去的地方，也能在转瞬间听到我们想听的东西。它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说”和“听”的范围，为人类打开了新的感知大门。人们正重新感受荷马那个“口语”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我相信这种变化，在未来对新诗的某些观念也会构成新的冲击。
新诗一百年，诗界大多在谈成就与贡献，但我们多谈一些问题的目的，仍是期望新诗与新诗人们，在新诗一百年之后有更好的成长。（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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