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郭红松
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歌的名字，一首好听的桑植民歌。几十年后，漂亮的湘妹子宋祖英把这首歌，从湘西的大山里唱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唱到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而且，这首歌，我国的许多民歌好手也喜欢唱，把它当成自己的保留曲目。我去网上查过，有吴碧霞版、王丽达版、雷佳版、阿朵版、宁可版、杨英版等等，还有广场舞版。我的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朋友说，他把这首歌列入了大学教材，教学效果出奇地好。
我关注这首歌，还因为我的朋友不断告诉我，他们也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与我80多年前牺牲的堂叔贺锦斋和为他守望了67年的妻子戴桂香有关。比如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先生，就在电话中说，他用一堂课讲这首歌的旋律和背后的故事，学生们听得寂静无声，泪光闪闪。
先说说马桑树。在包括我故乡桑植在内的湘鄂渝黔边，这是一种极普通又极不普通的树。说它极普通，是因为这种树到处可见，它们矮小，卑微，一簇簇，一蓬蓬，在贫瘠的土地上漫山遍野生长。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最后剩下光秃秃的枝条，迎接寒冬腊月的风霜雨雪。说它极不普通，是因为这种卑贱的树，被当成神树，流传着许多神话和传说。都知道湘鄂渝黔边偏僻，山峦纵横，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古时候称“西南夷”。仅桑植的少数民族，我就知道有苗、白、侗、土家、蒙古和高山等28个之多。有趣的是，在桑植，几乎每个民族都有马桑树的传说。比如，在苗族神话中，马桑树原本是一种巨大的乔木，高高的树冠都长到天上去了，英雄张羽经常攀缘它进入天界。玉帝说这还了得，你想上天就上天？这不把天上人间的秩序搞乱了？于是派来天兵天将，一阵踩踏，把高高的马桑树踩成了低矮的灌木丛。其他民族的传说大同小异，就连天兵天将把马桑树踩成灌木丛的咒语，也极为相似。比如这个民族的神话诅咒说：“上天梯，不要高，长到三尺就勾腰。”那个民族的传说诅咒道：“马桑树长得高，长不到三尺要勾腰；马桑树长得快，一年发个嫩苔苔。”
马桑树虽源远流长，但是，光有马桑树，还不会有《马桑树儿搭灯台》这首歌，也不会有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因为赋予马桑树超出神话传说的另外一重寓意的，还有另外一种树，那便是在歌里同时出现的灯台树。
严格意义上说，灯台树不是树，而是一种藤类植物。但凡马桑树生长的地方，也生长灯台树，而灯台树又爱往马桑树上攀，久而久之，马桑树与灯台树你情我愿的那股缠缠绵绵的劲儿，便被我故乡桑植的男人和女人编进野天野地的山歌里，生生死死的情爱中，一首藤树相缠的古老民歌，就这样祖祖辈辈流传下来。
桑植是我国著名的民歌之乡，坊间流传的民歌不下一万首，这是上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在这里，男人唱，女人唱；老人唱，孩子唱。遇上重大节日，大家穿上盛装，银饰叮当，一人唱来众人和，山乡无处不飞歌。但是，在浩如烟海的桑植民歌中，为什么独独《马桑树儿搭灯台》脱颖而出，风靡全国，乃至响彻维也纳金色大厅？这就要说到我的堂叔贺锦斋对这首歌的改编，还有他在这首歌里所融会的自己的情爱和桑植男女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情怀了。
贺锦斋是我爷爷贺士道的胞弟贺星楼的儿子，生于1901年，比我父亲贺龙小5岁。我爷爷是个裁缝，他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上辈人有了手艺或本事，都想子承父业。可我父亲生性狂野，需要以极大耐心伺候的针头线脑拴不住他的心，于是在13岁那年改当了骡子客，追着驮盐的马队，天南地北走江湖。而堂叔从6岁开始跟着他父亲读私塾，竟读进去了，尤其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1916年，我父亲怒发冲冠，带领十几个弟兄砍了芭茅溪盐局，把事闹大了。这下倒好，他自己拉起一支队伍，风风火火闯九州，却把家人害苦了。官府三天五天派兵来剿，亲人们被逼无奈，有的拖枪上山了，其余的作鸟兽散，纷纷躲进更深的山里。堂叔那年不满15岁，逃到70里外的仓谷峪，在一家山货店当学徒。三年后的1919年，我父亲在民国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某支队伍里，当了一官半职，回桑植招兵买马。已经18岁的堂叔正值血气方刚，壮怀激烈的年龄，不想在深山里如此憋屈地躲下去了，一咬牙，一跺脚，决定跟我父亲走。家里对他唯一的要求，是先把婚结了，当然最好能留个后代。我父亲觉得这个要求太合理了，因此高高兴兴地帮他张罗婚礼。
与堂叔拜天拜地拜父母的那个姑娘，就是戴桂香。比堂叔小1岁的桂香婶子，与他指腹为婚，已经等了他17年，此时长得水灵灵的，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美人。他们两小无猜，他爱她心灵手巧，聪慧善良，歌唱得像小河淌水；她爱他书读得多，肚子里装了文墨，发誓非他不嫁。可堂叔是个诚实的人，在结婚前开诚布公地对她说，如今世道不太平，我跟大哥出去闯世界，怕是一年半载回不来。“你一年不回我一年等，两年不回我两年挨。”还未过门的婶子信誓旦旦，让堂叔的心里一热：这不是她经常唱的那首《马桑树儿搭灯台》里的唱词吗？对这种痴心不改的姑娘，还有比洞房花烛夜更美的事吗？
谁也没想到，当堂叔和桂香婶子再次团圆时，已是10年之后。
在这10年中，堂叔与贺氏宗族的3000名青壮年，跟着我父亲血里火里，东征西讨。刚开始，他给我父亲当卫士。因为他有文化，遇事爱思考，甚至在战斗间隙孜孜不倦地研读兵书，渐渐成了我父亲的助手和高参。堂兄堂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真正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他的诗为证：“黑夜茫茫风雨狂，跟着堂兄赴疆场。流血身死何所惧，刀剑丛中斩豺狼。”到南昌起义，他已是父亲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他的部队成了起义军中的绝对主力，深受周恩来的赏识和重用。在攻城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爬上楼房屋顶，指挥部队架起云梯，抢占鼓楼制高点，同迂回到敌人背后的第二师第五团前后夹击，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把红旗插上了南昌城头。
1928年2月下旬，堂叔随我父亲和周逸群回到湘西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下旬，协助我父亲通过亲友和南昌起义旧部等多重关系，收编10多支倾向革命的土著武装，共3000多人，举行著名的桑植起义，一举攻克桑植县，建立了中共桑植县委。
十年生死两茫茫。10年后站在桂香婶子面前的堂叔，黑了，瘦了，坚毅的额头有了久经风霜的细密皱纹，像洪家关四周山崖上经历风吹雨打的岩石。他不想让爱妻担惊受怕，没有告诉她，在过去的10年中，他如何跟着我父亲冲锋陷阵，九死一生，亲身参加了300多场战斗，看见过像河水一样流淌的血，像漂木一样横躺的尸体。能让她看出来的，是他已经从一个旧军人变成了一个新军人，从骨子里渴望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在10年后好不容易盼来的同床共枕中，点燃一盏桐油灯，他掏心掏肺地对她说，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强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如同鸡蛋碰石头。但他在外出的10年中，看到遍地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人，他们宁死不屈，杀不光，斩不绝，估计不出20年，就能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庆祝胜利。前提是，要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说到这里，他轻抚伏在胸膛上的妻子，叮嘱她，如果他战死了，不要难过，再嫁一个好心人，安稳地过日子。她马上说不，你不会死，10年过去你不是好好的吗？又说，这一辈子，她只嫁他这一个男人。如果他死了，她也要等他回来，亲手安葬他，用只属于他的身子陪他终生。堂叔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他说，你怎么这么傻？你这样等我，是要吃苦的。她说她愿意，她心甘情愿。
就在10年后团圆的这些日子，堂叔给桂香婶子改编了那首歌，那首《马桑树儿搭灯台》。我说过桑植是民歌之乡，也说过桂香婶子长得漂亮，有一副好歌喉，她与堂叔相伴，就像曲调和唱词相逢在歌里，歌中的话脱口而出。想必就在他们相拥的时候，再次说到了那首歌，进入了歌的意境，堂叔忽然说，这首歌很好听，但唱词太旧了，得改一改。你想没想过，我们是去革命的，不是去做生意的？她一愣，然后把他搂得更紧了，说锦斋，我就喜欢肚子里有文墨的人，你改呀改呀，改给我一个人唱。他皱起眉头，认真想了想，真把那首歌给改了。接着他解释说，歌里原来写到的男人，是出去经商，我把它改了，改成出去当红军，以后你可以自己唱，也可以教别人唱。
据县志记载，桑植长期实行土司制度，至雍正五年（1727年）才改土归流，像汉地那样设县制，从此年轻人待不住了，纷纷学着经商，把山里的特产运到外地，他们的妻子则被留在老家，照顾老的，哺育小的，守候男人们归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能歌善舞的先人们把这种备受煎熬的生活编成歌，彼此传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考证，这首男女对唱的古老民歌，采用鱼雁传书的意境，曲调优美，自中晚清得以广泛流传。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郎被生意缠住手，三五两年不得来。”经堂叔改编后的歌词，是80多年后我们看到的样子：
（男）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的书信与姐带，
郎去当兵姐在家哟，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
你个儿移花别处栽。
（女）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的书信与郎带，
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哟，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钥匙的不到锁不开。
桂香婶子格外喜欢堂叔改过的唱词，听一遍就牢牢记住了。她想这唱词，是堂叔专门为她改的，为像她这样送自己的男人当红军的桑植女人改的。尤其最后那句“钥匙的不到锁不开”，直接用了桑植女人对自己的男人忠贞不渝的一句俚语，明白如水，有着非本地人不解的别样韵味。因为，在桑植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风中，女人嫁给喜欢的男人，就像一把锁配一把钥匙，除了这个男人，谁也休想打开。这个男人失踪了，或者死了，她们守身如玉，百毒不侵，宁愿被尘封的时间锈死。
可惜，桂香婶子刚唱熟堂叔改了词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形势突变，国民党从贵州调来龙毓仁旅对工农革命军展开疯狂围攻，刚开创的根据地得而复失，革命军大部散落，保存下来的力量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这时，周逸群同志转往鄂西，堂叔随我父亲转移到桑植、鹤峰边界的谷罗山、红土坪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正值阴雨连绵的季节，他们住岩洞，钻树林，风餐露宿，几乎每天都要遭遇短兵相接的战斗，过得紧张而又艰辛。只有在某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堂叔才会在电闪雷鸣中敲响窗子，湿淋淋地钻回家来住一个晚上。
到山花烂漫的5月，龙毓仁旅因忍受不了湘军的排挤，准备撤回贵州。堂叔根据我父亲的命令，集中三四百人，预先埋伏在龙毓仁旅撤退时必须经过的澧水岸边，一个叫葫芦壳的地方。这里是湘黔通道的咽喉，峰峦起伏，古木参天，谷底穿峡而过的河流涛飞浪奔，一泻千里。敌军主力一进入伏击圈，堂叔命令部队突然发起袭击，大获全胜，毙敌旅参谋长以下大量官兵，缴获许多武器弹药。这一仗打完，工农革命军开赴澧水发源地的分水岭、庙嘴河、沙塔坪一带休整。此后，堂叔又消失了，桂香婶子重新过上了苦等共熬，盼星星盼月亮的日子。
当年7月，我父亲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即红四军，堂叔出任第十一师师长，再次成为父亲手下最得力的干将。8月中旬，随我父亲挥师东下，于月底抵达石门渫阳开展土地革命。9月初，他率领第十一师昼夜奔驰180里，袭击澧县大堰、王家厂一带的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不料，在部队从王家厂返回渫阳的第二天，红四军遭到敌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及多股团防的包围，伤亡100余人，军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堂叔率部冲出包围圈，退往泥沙镇。但在转移途中，得知我父亲率领的主力仍未脱离危险，他抱定决一死战的决心，给弟弟贺锦章写下最后一封家书，派警卫员李贵卿星夜送往家乡桑植洪家关：
吾弟手足：
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我父亲原名贺文常——作者注）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而兼二子之职，使父母安心以增加寿考，则兄感谢多矣！当此虎狼当道，荆棘遍地，吾弟当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灾难，切切，切切。言尽如此，余容后及。
兄绣（堂叔原名贺文绣——作者注）民国十七年九月七日于泥沙
1928年9月8日，在石门泥沙镇的战斗中，为掩护我父亲率部突围，作为一师之长的堂叔挺身而出，亲自率领警卫营和手枪连殿后，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直至英勇捐躯，时年27岁。我父亲听到他的死讯，愣住了，泪水夺眶而出，而后连连叹息：可惜了，可惜了，绣弟还那么年轻，他结婚10年，和老婆相处的时间太短，太急，也没有留下个血脉。回洪家关我怎么向二老，向桂香弟妹交代？
桂香婶子记不清1928年哪个月的哪一天，和堂叔见的最后一面。她只记得那年9月的一个日子，她烦躁不安，丈夫忽然捎信回来了，说了些交代后事的话。她不识字，看不懂那封信，也不敢看。几天后传来男人牺牲的消息，她就是不信，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又像祥林嫂那样反复念叨，锦斋那么有数的一个人，过去当兵都没有事，现在当了师长，站在后面指挥打仗，怎么会死呢？直到1931年6月的一天，她在小河边洗衣服，远远看见几个红军抬着一个棺材走过来。她像被雷电击中了，手中的棒槌啪的掉进河里……
原来，在3年前泥沙镇的那场战斗中，因我父亲率部匆忙突围，来不及抢回堂叔的尸体。配合国民党李云杰部杀害堂叔的挨户团团长罗效之，得知贺龙的堂弟、大名鼎鼎的红军师长贺锦斋死在他手里，欣喜若狂，在草草掩埋他的尸体时，割下他的头颅，用石灰泡着，提着去向长沙请功，获得5万大洋赏金，官职也晋升为旅长。后来，父亲率部打回泥沙镇，命令部下无论如何要找到堂叔的尸骨。尸骨找到后，在当地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材，把堂叔的骨头一块块捡起来，抬回洪家关重新安葬。
堂叔就埋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门就能看见他的坟墓。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土堆，这是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反动势力非常猖狂，家里不敢立碑和张扬。但是，那个土堆，从此成了桂香婶子心里的圣地，她每天都要去堂叔的坟前哭一场，再和他说说话。秋天瓜果下来，她挑选最好最新鲜的供在坟前。夜深人静的时候，村里的人经常听见她在月下轻轻唱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的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哟∕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的不到锁不开……”
这样过了许多年，风平浪静，她也30多岁了。公公婆婆劝她说，桂香，村里的人都看到了，你为锦斋送了终，为我们尽了孝，趁着年轻，找个人改嫁吧。她说，父亲母亲大人，我哭锦斋，守锦斋，不是做给村里人看的，是我愿意这样做。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一辈子我就守着他，谁也不嫁，哪里也不去。
新中国成立后，堂叔贺锦斋的名字上了国家的烈士名录，常有报刊提到；他的诗词也被收集整理，正式出版。石首县在他牺牲的泥沙镇泥二垭竖起了烈士纪念碑。桑植县拨出专款，为他重新修建了一座像样的坟墓。墓前的石碑上，刻着从他的诗词演变而来的一副对联：“澧源歌，霞光早已照大地∕浪淘沙，革命巨浪比天高。”
1958年，洪家关建立光荣院，请桂香婶子去颐养天年。她同意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名册，人却还住在抬头就能望见堂叔坟墓的自己家里。这时，乡亲们才发现，这个从前被誉为“洪家关一枝花”的人，虽然只有56岁，但已经白发苍苍，背像虾米那样弯着；那张曾经光洁照人的脸，因长达30年浸泡在涟涟泪水里，深深浅浅的皱纹纵横交错。这之后，她照样每天都去堂叔的坟墓前坐一坐，说说话，告诉他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1975年12月，我沿长征一线收集革命文物，最后一站回到桑植看望亲人。这年的桂香婶子已经73岁了，垂垂老矣。她嫁给我堂叔几十年，一直守着他的坟墓，一生连几十里外的县城都没有去过。
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窗外白雪皑皑，北风呼啸，我和桂香婶子躺在一个被窝里，没完没了地说话。我说桂香婶子，你还记得我堂叔的模样吗？给我说说。她说闺女，怎么不记得呢？过多长时间都记得，两个人在一张床上滚过啊。他和你们贺家的男人一样，高大魁梧，走起路来像打夯似的。但他的脸比你父亲的脸白净，脾气也比你父亲温和。又说，我这一辈子是忘不了他了，我能活到今天，就因为心里有他。我说，你和堂叔才生活几个月，却为他守了几十年，你觉得值吗？她不相信我会这样问他，迟疑一下，坚决地说，值！我觉得值。至少我代替他看到了新社会，看到了你父亲做了开国元帅。然后她问，闺女，你承不承认：你父亲当元帅，你堂叔也为他出过力？我说，当然承认，堂叔鞍前马后跟我父亲打仗，连命都舍了。她说就是啊，我为这样的男人守一辈子，还不值么？说到这里，她的泪水涌了出来，接着说，这一辈子我最悔的，是没有为他生养，让他连个后代都没有，多亏啊！然后发出重重的一声叹息。这时，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
1995年，桂香婶子在光荣院寂然去世。这一年，她高寿93岁。（作者为少将贺捷生，军旅作家。曾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部长。创作多部影视和文学作品，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先后获朱自清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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