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北站搭乘动车，要经过1个多小时手机信号全无的路途才能到达石柱县城，而那里距离三河镇小学尚有6公里山路。
渝东褶皱的山脉将它与直辖市重庆的热闹分隔开来。山沟沟里的三河镇小学与外界最大的联系，是全校近1000名学生中，60%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大山之外打工。
在这个偏僻隔绝、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最闪耀的是一支女子足球队。
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运到这里，挤满了学校会议室前侧的两张矮桌。最名震山外的一次是去年11月，足球队在重庆校园足球联赛市级总决赛中夺得冠军。
如今，这些奖杯几乎成了她们走出莽莽大山、进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证。今年毕业的10名校队队员全部被重庆市区的初中看中，进城上学。
六年级（1）班的陶思芊也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只是，面对为她骄傲的校长，她犹豫着咽下了自己的秘密。
一个人，一只球
下午3点，放学铃一响，等不及老师宣布下课，陶思芊已经在课桌下开始了小动作把堆在脚踝的足球长筒袜拉到膝盖下方。
这是她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
当校园渐渐空下来，蝉声覆盖住嬉闹声，就到了三河镇小学足球队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的两小时训练时间。
这是一块由深浅间隔的人工草地铺就的7人制足球场，却要供120个学生分享。由于人多地少，低年级的小不点基本上只在球场外围活动。女队高年级组的队员也时不时要在一边候场，等待教练魏小光的一声换人。
对陶思芊来说，无论是空间有限的场地，训练用的打气都能爆炸的劣质皮球，还是松松地挂在球门上、被磨得起毛还破了几个大洞的球网，都不会让足球带给她的快乐打上半点折扣。
经过1小时的训练，她的脸颊像烧红的炭，头顶仿佛蒸腾着热气。她像男队队员一样，拧开矿泉水瓶盖，往脸上抹了一把水。
陶思芊很享受抬脚、一记劲射、进球这种很爽的感觉。她也很享受3人一组传球练习时，和搭档马诗彤、马灵巧，偷偷用马大姐陶大姐称呼对方，这足以让几个小女生笑个不停。
这是一支色泽鲜艳的队伍。训练的时候，大家从一堆五颜六色的球衣里随便选一件来穿，红色、黄色、蓝色，印着不同赞助商和相同的三河镇小学字样。
当全身汗湿得就像从水里捞起来的她们踏出校门，就回到留守儿童的底色中来。
一墙之隔的校外，卖炸洋芋和关东煮的小车已经收摊，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学校隔壁的两三家小卖部，学校所在街道上的一排商品房一楼店面都关门大吉。无论是家具城还是大药房，紧闭的卷闸门上都写着店面转让。
与其背井离乡去打工，不如回家做天街房东的广告牌显然不能挽留住三河镇人的脚步。球队里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马灵巧、马诗彤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从学校往西走500米，路边一幢两层的小楼就是陶思芊的家。从一楼房檐伸出来的遮雨棚，让没有开灯的一层看上去像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
如今，陶思芊独自一人生活。她的父母在石柱县的另一个地方修路。在这份工作之前，爸爸不定期地去湖南等地做建筑工人，妈妈在县城卖过鞋，也在家经营过小卖部。
生活中，这个12岁的女生像在球场上一样动作麻利。早上闹钟一响，她起来做面条、蛋炒饭，端出冰箱里的咸菜。吃完收拾妥当，踮着脚把擦桌子抹布挂好。
在踢足球之前，陶思芊喜欢画画和看电视。
如今，她用足球打发在家的时间，一楼的墙壁上布满了足球的印子。在电影明星Angelababy之外，陶思芊又把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罗作为自己的偶像。她在学校图书角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了C罗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练球的故事，杂志上说，C罗小时候就拥有自己的球场，那是水泥地的大街。
陶思芊从没看过她的足球偶像的比赛。如火如荼地举办着的欧洲杯，也走不进电视频道有限的大山。
洗完澡出来，她换上第二天要穿的球衣钻进被窝，期待早晨的到来。
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如果不是赶上了好时候，陶思芊也许会发现自己跟C罗多了一个共同点在水泥地上踢球。
两年前，学校还没有球场。学生从水泥地上跑过去，总是带起尘土飞扬，而且一摔就是一身伤。校长孙晓鸣承诺，一定给大家修一个足球场。
建场地需要将近50万元，这是一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乡镇小学不可能拿得出的数目。 孙晓鸣到石柱县体育局和教委到处要钱。东拼西凑钱也不够，孙晓鸣最后赊着工程款开始动工。球场建成两年后，钱才付清。
孙晓鸣是球场边最忠实的观众。有时候看得急了，穿着西装裤和皮鞋的他干脆冲上场去，踮起小碎步给学生示范带球技术，不顾腰间的钥匙串叮当作响。
球场边很少有家长啦啦队。五年级的马诗彤在球场凶狠拼抢的时候，她的爸爸正在1700多公里外的浙江宁波送快递。
为了偿还马诗彤爷爷去世前治病欠下的几万元钱债务，原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跑运输的他只得和妻子到更远的地方打工。
土墙旁边掉漆的鞋架上放着三双踢得灰扑扑的球鞋。家门前那片一下雨就涝成池塘的空地，是她和队友一起练习颠球的地方。
每天早晨，当马诗彤走下水泥砌出的100多级歪歪斜斜的台阶去上学时，她爸爸已经开着电动三轮车在宁波的大街小巷穿梭。
马诗彤的爸爸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日晚上，他和马诗彤视频通话10多分钟。
马诗彤早就习惯了家长的缺席，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在球场上是严防死守的后卫，平日里也寡言冷静，想爸妈的时候不会哭。
好不容易有一次，爸爸恰好从宁波回家办事，在被学校老师叫去开会的时候，顺便在训练场边站了一会儿。
这一站，让这个有点酷酷的女生乱了阵脚，她觉得高兴，可心里咚咚地打鼓。脚一偏，传飞了好几个球。
在老师眼里，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2012年，当过12年体育老师的孙晓鸣调任三河镇小学校长，他便决定把足球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
在他看来，篮球和排球对身高有要求，而农村孩子个头普遍偏矮。足球是一项低门槛的运动，不需要多少器械，场地大与小都可以动，便于普及。他还把女足选定为学校的突破口。农村孩子能吃苦、体力好，容易培养出好苗子。
在这所没有师资开设英语课的学校，找不出一个懂足球的老师。
学校里没有足球，孙晓鸣又去教委要了2万元钱，20元一个胶皮球买了1000个，让学校里人人有球踢。就这样，2013年4月，三河镇小学女子足球队凑合着成立了。第二年，男子足球队也马马虎虎组建了起来。
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踢球后，四年级的守门员丁小娟觉得自己变瘦了，短发的后卫马诗彤觉得自己更凶了，一群害羞的乡下姑娘都感觉活泼多了，话多了。
当然，最大的共同点是变黑了。褪下足球袜，会看到她们结实的小腿都分成了黑白分明的两截。每个女孩都顶着一张黝黑的脸，除了有虫斑的地方一块块泛着白。
跟她们一起变黑的还有教练。
4个教练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学校，在第一节课前训练1个多小时。下午风雨无阻地训练2个小时。
这些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几乎没有物质报酬。教练每天只拿20块钱的补贴，就是一个喝水的钱。
女队主教练魏小光的妻子没有工作。为了赚些外快，魏小光开了一个茶摊。每天下午训练结束后，他骑摩托车从学校回到在县城的家，还要在茶摊忙活到凌晨一点多才能休息。遇到足球队有晨训的时候，他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带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时候，魏小光一走就是一个月，还得花3000块钱雇人帮忙料理茶摊生意。妻子嘴上抱怨着儿子都不认识他了，一转头帮他买好了十几个孩子的车票。
在魏小光的眼里，这些农村孩子肯吃苦，不娇气。女孩最开始一天哭两三次，到现在很少有人哭。有的人摔破了膝盖，眼泪流下来，头一甩就忘掉了。
2014年4月，球队首次出征，参加县里的小学生女子组比赛。没有拿到名次，后来一打听，全县倒数第二名。
短短一年后，她们就取得了石柱县校园足球小学组冠军，还要去大重庆打大比赛。
在重庆，她们以11∶08∶06∶0等等大比分优势一往无前，最后一场决赛让对手进了一粒球，顺利升入全市小学的决赛。
第一次穿过大山到重庆主城区打比赛时，陶思芊和队友们激动得一路都在叫嚷。
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她一下子把手举过头顶。队员们都把去市区称为去重庆，好像自己的乡镇并不属于这个行政范围。
对于生活在三河镇上和附近山里的她们来说，那里到处都是好玩的。
第一次吃到自助餐，孩子们觉得非常新鲜。餐厅特别大，有好大一块区域都是各种各样的菜！自己在家时，陶思芊的选择只有门前小花圃里种的白菜、黄瓜和葱。作为几次比赛的奖励，她们还参观了动物园和科技馆。
让陶思芊震撼的还有主城区学校的球场，进行5人制比赛的时候，它居然可以分成两个场子同时用。踩在这样的绿茵场上，她的腿不由自主地发抖。
出现这种情况的不止她一个。魏小光看到，有的队员平时明明训练得很好，到了场上动作却拉不开。还有孩子到了之后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比赛时没精神。
他完全理解孩子们的心情。要是我到北京，肯定也紧张。末了，他又补充一句，当然，我也没到过北京。
时间久了，当对大重庆越来越无感时，这群野孩子就所向披靡了。
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
在球场，总有一条无形的线划开了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城里孩子的腿白得就跟萝卜一样。
还有声势浩大的市区小学的观战亲友团。就跟高考似的，又是送水，又是红牛。家长们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彩旗飘飘。
三河镇小学队这边总是孤零零的。
最得意的一次比赛，人如其名的前锋马灵巧连进两球，赢得了观众一片掌声。她高兴极了，咧开的嘴唇怎么也包不住上翘的门牙。
喝彩的场外观众里却从来没有她的父母。在重庆拿了市区总冠军之后，她晚上到家，兴高采烈地给爸爸打电话，只能得到一句抽象的夸奖：你们还挺凶的，都踢到重庆去了！
事实上，不光是比赛，她甚至没有过一次有父母陪伴的生日。出生6个月时，爸爸妈妈就把她和大她9岁的哥哥托付给爷爷奶奶，外出到浙江温州的绣花厂打工。
12年来，他们只回来过两三次，已经吃不惯老母亲做的家乡饭菜。平日电话里，做父母的最担心女儿的安全，总是反复叮嘱她注意用电、上学路上小心过河、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他们注意到，女儿踢球以后身体变好了，不像小时候那样经常肚子疼了。
马灵巧的爷爷还住在山区老家守着庄稼，每个月奶奶都要回去几天帮忙，那是马灵巧最脆弱的时候。从小锻炼出极强自理能力的她做饭洗衣上学都不成问题，但是会格外地想念爸爸妈妈。
自从在川北医学院读大学的哥哥给马灵巧买了一只黄色的足球，她找到了一个排遣寂寞的好方法。空荡荡的客厅，成了马灵巧练球的场所。
今年春节，马灵巧的父母回家过年，还给她买了一件温州最流行的羽绒服，马灵巧却不喜欢。
她不想要羽绒服，她最想要的，是马诗彤的那种智能手机。
她拥有的那台奶奶给买的旺旺仙贝大小的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不能上网也不能储存照片。这一点让她十分介意，因为她常常想着想着爸妈就想不清楚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在家度过的一个月里，爸妈偶尔因为卫生习惯数落她两句，马灵巧扭头就不理人了。第二天起来吃早饭，她突然撂下一句：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
听着这话，爸爸觉得心里被刀子扎了一样刺痛。
这位40多岁的父亲说，不到1岁我们就把她扔到一边，她觉得陌生、不认识你，那你能怎么办？
有些让他宽慰的是，马灵巧越来越懂事。有时她夜里打来电话，正赶上夫妻俩在工厂加班，女儿会说，你们也是不容易。
她现在能理解，这是形势逼人，逼着离开家的。
爸爸妈妈不知道的是，马灵巧还有很多秘密。体育课上被球砸肿了耳朵，被送到医院，她坚决不让班主任给家长打电话，怕说了之后爸爸妈妈担心。
在学校，马灵巧从来不向队友讲起对爸妈的想念。
跟马诗彤天天黏在一起玩的队友中，很多人的爸爸妈妈也常年在外打工，她们的父母在哪个省、做什么工作，马诗彤一概不知。
我们一般不聊父母，马诗彤说，都聊一些开心的事。
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了。
在三河镇小学，比起开足球课，更难的是召开家长会，到场的多半都是爷爷奶奶。
有时候发现一个学生的自觉性下降了，或者衣服不整洁了，我就知道他的父母又出去打工了。一位老师说。
每年春节后，学校会跟家长沟通，希望至少有一方留在学生身边。对着电话，有老师重复了无数次：你挣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憾是用金钱弥补不回来的。
我们不否定你挣钱，但是现在通讯那么方便，白天做活，晚上可以多跟孩子联系吧？
尽管学校组织了足球队，放学后开设了葫芦丝、大鼓、绘画、刺绣等课外班，还推行替代家长。可父母的角色，无法替代。
在马诗彤眼里，同桌冉玉凤是幸运的。毕竟，她还有爸爸在家里。
冉玉凤的妈妈马德芬自小丧母，马德芬很清楚对一个孩子，没有妈妈陪伴的成长意味着什么。
因为没有妈妈，来那个的时候，马德芬手足无措地问别人该怎么办，被人戏弄和笑话了一圈，最后叔叔家的姐姐给了一张纸，她还不知道怎么用。
她有些担忧千里之外11岁的女儿。如果哪一天她来那个了，肯定也会慌张。
可是，自从丈夫2010年在重庆市区修桥时从高空坠落，失去了劳动能力，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就落到了马德芬的肩上。从前在县城一个月一千来块钱的收入变得远远不够，她只得南下广东一家生产手机配件的电子厂打工，一次去好几个月。
每次出发都伴着眼泪。冉玉凤放学回来，看到妈妈已经做好了一大桌菜，开心地问：今天干嘛做那么多好吃的？
我买好去广东的票了。马德芬开始哭起来。
临行前的每一天晚上，她都吃不好也睡不好，夜里频频起来去偷看女儿和儿子睡觉的样子。由于受不了告别，她故意等到女儿上学之后自己再出发。
可是，在家的时候，马德芬也总是自责不是一个好妈妈。女儿很小就勤快懂事，6岁多就学会自己洗衣服，上学也没让她操心接送过。生活压力太大了或者跟丈夫冷战了，她还是忍不住往女儿头上撒气，转头就训斥，做作业这么不认真！看到女儿把自己的房门关上，她又心很痛，反省自己不应该这么凶。
她还觉得自己说话不在点子上，这让女儿有事也都是闷在心里，不愿意跟她讲。
同样不讲的还有女儿对她的思念。每次一家人视频聊天，哭得最凶的都是马德芬，女儿不时走出镜头范围，没有在她面前流泪。
而在学校里，冉玉凤从妈妈生日前十天就开始忍不住告诉同学：我***生日快到了，我好想她。
她从过年攒下的压岁钱里拿出4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只足球。每天傍晚在房前屋后玩抛球和颠球。
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马德芬赶上看了一场女儿的足球比赛。在台下狂喊加油的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一看到女儿跑得挺快的很有精神，就特别兴奋。
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只希望能养大孩子。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她有些愧疚从不能指导女儿做作业，踢球和读书都还是要靠校长。
女儿冉玉凤从没有告诉她，她内心给妈妈打了高分。妈妈给自己做饭、洗衣服、关心自己，已经让她觉得很幸福。
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了。冉玉凤露出浅浅的酒窝。
走出大山！
对于冉玉凤这样的低保户家庭，校长孙晓鸣格外关注。他希望冉玉凤的父母一定要坚持供孩子读书，不要把她当成劳力来使用，要不然一代一代的只会永远受穷。
让孩子不再重复自己的生活，这正是马德芬的动力。
在闷热难耐的厂房里上班的时候，她最大的期望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后成为有文化的人，能够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凉快。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必须努力挣钱供他们上学。
哪怕对工作手套过敏的手指已经开裂化脓，她也忍着痛不请假。而就算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她最多也只能拿到4000多元钱。平日里，马德芬花一分钱都要想半天，在工厂饭堂吃1块6一两的剩菜。
这就是农村孩子的命。35岁的她说自己头顶上已经全白，有的时候连气都喘不过来。
万一，我女儿就改变命运了呢？她转念一想，不由得高兴起来：那我肯定整晚睡不着，做梦都要笑醒！
马灵巧的父母也希望女儿读出来转为城市人口，拿稳定的工资，淘汰打工的身份。
这对从1993年开始背井离乡打工的夫妻说自己打怕了，却还不能停下来。这边老板给发工资，转头就得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发工资。等他们不需要找我拿钱了，我就能退出江湖。马灵巧的爸爸说。
初中没读完就辍学的他和小学文化的妻子如今都做到了车间领班，夫妻俩每个月加一起也只能挣六七千元。
他们希望儿女有自己的能力去找钱，不要像我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卖苦力。
马灵巧刚开始踢球的时候，他们还顾虑会影响学习，反对了一段时间，直到女儿的成绩稳定在班里前两名才稍稍放心。
他们并不了解，通过踢球，女儿也许能踢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
今年6月，包括马灵巧、陶思芊在内的六年级毕业班的10名队员被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和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选中，她们不仅不用交纳跨区择校的高价，还有可能申请到一定量的生活补贴。
马灵巧爸爸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骗人的？托儿子在网上查了一番之后，他的心才定了下来。
陶思芊妈妈也非常支持。一直生活在石柱县内的她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但是相信能走出去那肯定不一样。
陶思芊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享受二孩政策的土家族属于超生的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夫妻俩考虑过把她送人，并联系好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的买家。
哭了一整夜之后，陶思芊的妈妈又改变了主意，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让丈夫把女儿抱了回来。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她对女儿说，要是那时候叫人把你抱走，说不定你就在大城市生活了。
马灵巧和陶思芊多次在班会课上、摄像机前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演讲：到了更好的环境会好好踢球，将来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足球带给孩子们一条出路。只是，娃还小，不知道珍惜。教练预言，5年以后，等她们再长大一些，就会明白这段人生转折的重要意义。
趴在自己家的窗前，马灵巧垂下睫毛，轻声嘟囔着舍不得奶奶。
其实我不是很开心，陶思芊听到可以进城读书的消息后，心事重重，我妈妈生我的时候42岁，现在已经50多了，我想多陪在她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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