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舞蹈家杨丽萍创作的大型原生态打击乐舞《云南的响声》落户丽江，与姊妹篇《云南映象》一样采取定点方式演出。序幕刚拉开，媒体云集，目光聚焦，一阵原生态歌舞风潮被再次掀起。而杨丽萍没有太多时间站在聚光灯下，她还在忙于排练和创作。
2003年，杨丽萍从中央民族歌舞团办了退休手续。当人们以为她会戴着“孔雀公主”的桂冠，躺在《雀之灵》《月光》的光环里享受退休时光的时候，她却放下了荣誉，踏上一条充满未知甚至饱受怀疑的路。
杨丽萍回到了家乡云南，走村串寨，采风问俗，广罗山村里的文艺人才，着手创作一部从内容到演员都原汁原味的歌舞史诗。然而，探路者面前是丛生的荆棘。剧团生存步履维艰，杨丽萍不得不卖房子、接广告，把钱用于维持剧团的运营。理念的冲突、经济上的分歧、迷茫的前途，让一些人动摇了。她的妥协和努力没有挽留住那些最终选择离开剧团的人。
生存的门槛难跨，艺术的高峰也难攀。但在艺术上杨丽萍绝不降格，始终坚持最初的理念。原生态歌舞剧《云南映象》就这样艰难地迎来了首演。正当大家以为黑夜快要过去的时候，黎明没来，“非典”来了。病毒肆虐的日子里，剧场门可罗雀，初生的萌芽遭遇了一场倒春寒。一些演员还清楚地记得首演的那个晚上，庆功宴竟吃得像散伙饭，眼中泪比杯中酒的滋味更浓烈、更刻骨。
出人意料的是，几个月后，《云南映象》开始场场火爆，给了云南一个深深的安慰，也给世界带来了惊喜——它相继在国内外获得多项荣誉，让世界与云南的律动共鸣！
“传统文化不能去‘要饭’，而要生产！”探路人从没停下脚步，《十面埋伏》《云南的响声》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杨丽萍的路越拓越宽。而那段最苦的日子究竟有多苦，只有杨丽萍自己知道。
文化走出去，不是一个人的事。第一步踏出去，要更多人跟上来。
《云南的响声》剧团团长和建明、主演阿山木子，与绝大多数演员有着相同的过往：能歌善舞、身怀绝技、热衷艺术，却埋没在大山深处。他们命运的转折也大都一样——被杨丽萍选拔进剧团，成为了优秀的演员。
女孩陈丽春对杨丽萍“又想又怕”——“想”是因为排练时见不到杨老师心里不踏实，“怕”是担心自己没能把生活的力量展示出来。她说：“把心中的田园牧歌唱给观众、跳给观众，是杨老师的追求，也是我们的心愿。”
阿山木子有一件杨丽萍送的羊皮褂，无论到哪里演出他都穿在身上，后来他郑重地转赠给了师弟。这一象征着对原生态艺术之爱的羊皮褂，也许还会再次辗转传递。
如今这些年轻人已是剧团的台柱子。他们能否接得住杨丽萍艺术的衣钵尚未可知，但在对待民族文化艺术的态度上，他们已然是继承者。星火可以燎原，有了杨丽萍播撒下的这些“种子”，热爱原生态歌舞、传承民族文化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杨丽萍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红土高原给她的舞蹈注入了雄浑的力量，也给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和灵感。在她眼中，“一匹小马就是舞蹈老师”，原生态文化的哺育让她成为一个表现大自然的舞者，也成为一个歌颂大自然的创作者。多少人看了她的作品，更想亲历云南的景色，多少人游览了山水，更迷恋这里的人文风情。
今年，杨丽萍把在外巡演了7年的《云南的响声》带回故土，并且再次改编。她说：“作品里，沉淀了我所有的乡情。”她非常清楚故土文化需要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能让世界接受，知道如何用质朴的情怀引领现代的风尚。尽管她的话不多，但肢体语言远比口头语言更加动人心魄。
有人称她为“舞神”，有人赞她是文化行业的弄潮儿，但她更愿意被唤作“云南的女儿”。她的艺术沉淀离不开云南母亲，云南母亲也宠爱这个美丽杰出的孩子。这些年来，杨丽萍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回馈故乡。她融合了最自然的人文情怀与现代的舞台艺术，探寻出了一条沟通云南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大道，让云南多民族文化以一种不断创新改进、不断创作生产的方式，与全世界交流对话。这对经济欠发达的云南来说，也许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成果之一。（彭景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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