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2016年的高考又要开始。近千万考生，以及这千万考生背后的千万家庭，都将在未来的两三天屏息凝神，赴一个期待已久的约会。
高考在中国，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天然带有几分宗教般的仪式感，让人不敢怠慢。无论是过去的鲤鱼跃龙门，还是现在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法不让人对高考肃然起敬。这种仪式感甚至会跑偏，前些年一些考生家长护考心切，不惜逾越法律，将考点附近的道路封闭，也是引发舆论的反弹。但是大多数情况，人们对于高考前后的诸多特权和逾矩抱以理解，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是此中利益的共同体。
对于一个有着上千年科举历史的国家，考试情结根深蒂固，因为考试从来都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它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以及命运的改变。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所改变。市场经济打开了所有的可能，人们的命运可以朝着所有方向努力和流动，经商、创业、出国等等。利不再出一孔，而是在做不规则的布朗运动，选择的多样性削弱了高考的惟一性，于是中国社会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活力。高考的绝对重要性不如以前，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高考依然相对重要，反过来说，则是社会进步仍不够的体现。
时代在进步，但进步的不均衡。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不能整齐划一地进步。国策如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收入在地区之间拉开了差距，教育也同样拉开了差距。对于大中城市的学生而言，高考只是通向罗马的条条大路之一，而对于小城市及县乡考生而言，高考仍具有独木桥的意象，改变在此一举。高考之后的大学教育，能够改变后者的眼界，但无法抹去高考之前的阶层差异。这已经不是高考所能承载和解决的问题，它来自当下的社会经济结构，需要在当下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
所以说，在中国教育机制里，高考尽管夺目，却并非要害。怎样平衡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怎样运用政策激励为经济不甚发达地区留住生源和人才，怎样在自由和平等、效率和公正之间让中国经济再平衡，才是更为棘手的改变。这种改变，并不存在于教育体系里的小博弈，而存在于教育之外的大博弈。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结结实实地摸进深水区，任何一隅的变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高考在中国，仍是最不坏的公平工具。每个人，都可以指出高考的种种问题，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想不出更好的形式来代替高考。既然如此，东西没坏就不要修，存在即说明有其理性之处。自主招生也好，名师推荐也好，都只能试点，无法大面积铺开。在既有的生产力和法治、信用发展阶段，高考仍是最合适的人才选拔机制，也是最匹配现在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仍将在争吵和抱怨中，陪高考走上很长一段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变化往往就氤氲在蔷薇之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