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是近年文坛突然跃出的一匹黑马。从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到长篇小说《百年血脉》，引发越来越大的关注。特别是《百年血脉》，这部长篇小说以半自传体的方式，描述出包括她在内的五代人构成的多民族家族长达百年的“迁徙图”。
她的父亲是南疆喀什来的维吾尔族，母亲是甘肃迁来的回族，邻居主要是哈萨克族。从小在老河坝、羊群、浓郁的烤馕味道里成长。因为考入内地的大学，她才离开北疆的小村子。此后，她先后到甘肃、新疆、广东、河南等地求学、工作，多年后在浙江余姚停下脚步，安了自己的小家。而她的家族成员，也一代接一代、一茬接一茬地走出新疆，陆续定居到浙江、广东、天津、香港等地。每一代人都经历着种种磨难与欣喜，每一代人又都怀揣着挣扎与希望。
离开故乡和母语环境的帕蒂古丽，虽然爱上了江南的文化，迷上了姚剧、河姆渡，但仍意识到自己是“一只断了尾巴的蜥蜴”，“在不断到来又流逝的时间追逼下，往事就是鲜活跳跃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引她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出发，并以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质使她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人民文学奖”评委会曾评价，“帕蒂古丽的作品，通过个体民族语言记忆记录一个时代的文化选择。过去记忆与当下经验互为映象，透露着民族身份在语言选择中的无辜、焦虑、不安与痛楚。作品呈现出语言选择与文化精神传承间隐秘而悠远的勾连，在飞逝的时光中体认语言是灵魂的阐释者，从而赋予文字宏阔的文化意蕴。”
帕蒂古丽作品集中审视社会变革、民族团结、城乡差异、幸福和谐等主题，使其具备了独特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也超出了文学领域，赢得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文明时代里描述社会特征，除了统计资料，文学作品必不可少，当代或后世的各领域学者尤其历史学家们，正是依托这两种资料，做出各类分析，进而描绘出一个可供多数人认可的“历史”。
“家庭/家族”是打开帕蒂古丽作品社会学意义的钥匙。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比尔基埃在《家庭史》中说，“家庭是人类天性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妥协”，家庭真实地反映了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心理特征。和许多作家一样，帕蒂古丽以自己的家庭、家族生活为切入点，通过文学创作，记录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家事，以及家庭和成员随社会发展变化而承受的阵痛和希望，进而反映他们所置身时代的重大事项和社会特色。
一个家族和另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就像同一棵繁茂大树上的小枝杈，每根小枝杈都跟别的小枝杈错综结合，彼此难分难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小枝杈源自一个共同的“根”。作家刘亮程曾说，“能把新疆历史连根拔起的，也许只有帕蒂古丽。”但帕蒂古丽试图深挖的“根”，不独属于“新疆枝杈”，更不独属于“维吾尔族枝杈”，她一直试图跳出各种社会范畴和历史范畴的界限，用更广阔、更包容的语言，客观、冷静地通过写家族史，来理解更广阔视野下人们的命运。就像她在《百年血脉》后记里所说的，“我相信人类是同一个相互连接的肢体，每一个器官的疼痛，都是人类共同的疼痛。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人类这个巨大身躯上的一个分子，彼此相连，牵动一个便会影响到另一个。生命就像花粉，随着命运的风飘荡，你无法预料，有一天，你的子孙会和哪一支血脉交融，碰撞杂糅出什么样的文化来。不同的文化就像正电荷与负电荷，撞击时会发出刺耳的噪声，也会产生耀眼的火花。暖湿气团与干冷气团的交锋会带来雷鸣，也会带来一场激情的雨，这种撞击与交锋，也许就是人类进步的前奏。不同亚文化缝隙总是越来越窄的，身份认同指向中华民族这个更具包容性的巨大符号。”
帕蒂古丽属于天赋独特又厚积薄发的作家，她超越了一般女作家对性别、爱情、婚育等生理困惑的关注，也超越一般男作家对权力、竞争、功利等生存困惑的关注。她的文字像一条直梯，让读者直接站上来，再俯身自己生活的世界，既感受到参与者的激昂和怆痛，也体验着旁观者的冷静和理性，同时又生出对命运的感动和悲悯。这是一位值得文学界和社会学界予以更多关注的作家。（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王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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