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问题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不久之前去世的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在1982年的致辞，对青年人说：农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村受苦，中国就会苦，农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必须找到一条使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许多同志下过乡，对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我们去发现真理。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
我们今天重温这段话，有特别的感受。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都有同样的情感基础，价值基础。我简单介绍一下农村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农村教育的大变局。首先是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全国小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1.3亿人下降为2009年的1.0亿人，下降了25.6%。第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目前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已经达54%，但户籍人口仅为38%，出现了多达2.7亿的流动人口。第三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农村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吉林、内蒙古、黑龙江、 青海、山西的教学点减幅达到85%以上。农村教育呈现城满、乡弱、村空的格局，出现了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以及新的流失辍学等问题。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其实是一个群体，随父母打工出去是流动儿童，在农村呆着就是留守儿童。两者总数约一亿，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留守儿童的安全、情感、心理健康成为当前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有待制度性的解决。
调查显示有近20%的务工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两岁孩子留守比例最高，为44.1%。 近1/3的留守儿童与祖父母一起居住，10.70%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特别令人难过就是有3.37%农村留守儿童是没有任何成人监护，总数达到205.7万，他们被称为天养大的孩子，是处于最高危状态的困境儿童。
流动儿童的问题不太一样。国家的政策规定以流入地城市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为他们提供义务教育。现在全国总体在公办学校上学的流动儿童比例是80%，但是分布很不均衡，仍然有200多万流动儿童在质量比较低的打工子弟学校学习。尤其从2014年起，由于中央政府要求对北上广等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出现了严重逆转，许多城市高筑门槛，使大量流动儿童失去了就读机会。北大财政所的一个调查显示，84%的流动儿童在没有教育机会的情况下仍然会选择生活在城市，也就是说用不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迫使他们回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三类特别值得关注农村学校。一类是城镇地区的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一类是农村寄宿制学校，一类是农村小规模学校。这三类学校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解决途径完全不同，没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办法。
关于城镇地区的巨大班额、超大班额、大班额和超大规模学校，在一些地区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在河南信阳、周口地区有的小学、初中最大班额达到150人，所有空间全部填满，甚至有学生只能站着上课。这样的大班额已经没有教育质量可言，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
第四，农村教育需要底部攻坚。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保基本，补短版，2014年启动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计划（薄改计划），中央财政投入2000亿元左右，地方政府4000亿，用三至五年补齐农村教育短板，保障基本教学条件、改善学校生活设施、课桌椅，厕所，饮用水，厨房等等。
关于底部攻坚的概念，中国的底部到底有多大，我们始终没有准确的把握。去年刘利民副部长有一个答记者问，我国的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共1100个县，占非城市区县的54.7%，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占全国的40%，学生占全国的33%。这就是中国农村教育如此巨大、沉重而薄弱的底部！
第五，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大约为54%左右，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城镇化程度却达到了74%，超出人口城镇化水平20个百分点。大量农村学生到了城镇上学，这就是造成城区学校人满为患、巨大班额的原因。有人提出来，要用城镇化思维来发展农村教育，也就是说把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倾斜，在城区建更多的学校以缓解大班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将造成新一轮更大规模，更大程度的撤点并校，进一步推动农村学校进城，这将使学校在农村消失。难道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是要消灭农村教育吗？
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转化为这样的提问：如何应对城镇化对教育的挑战。这需要农村和城市同时做出回应，通过强基固本、建设好农村学校，使农村学生就近入学，解决城区大班额问题。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这是治本之道。
第六，解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需要制度创新。这需要改变政府包揽包办的思路，构建由政府、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家长、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新体制。应当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盈利的公益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多种体制扩大教育供给，满足城市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城市公办学校，需要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社会。尽管在北京、上海这样公立学校，流动儿童比例占到了30%~40%甚至更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与城市儿童隔离的，他们对城市没有归属感。
关于留守儿童的干预，过去没有国家政策，最近国家酝酿出台一个政策，确定留守儿童问题的责任主体是民政部，教育部和全国妇联参与。但是我们不认为发一个文件就能够解决问题，这里面还有很多欠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干预，涉及政府、家庭、社区、学校等不同层面。我们呼吁制定《儿童福利法》，释放社会力量，建立以弱势儿童为中心、自下而上的监管和救助机制。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框架中，通过简政放权、公众参与，建立基层和社区自治的体系。
开展面向农民工群体、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在以外来劳动力为主的企业、开发区、加工区，可以将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帮助农民工举家居住，作为吸引农民工前来就业的条件。重视家庭的教育功能，鼓励农民工家长携带子女外出打工，倡导农民工家长尽量将母亲留在家中照料幼儿。很多调查表明，母亲在家中，留守儿童情况会有极大改善，父亲留在家中是没有用的。所以社会组织可以开展工作，建设社区儿童关爱系统，同时在留守儿童最集中的农村学校开展多种学校改善的活动。
第七，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也是一个重大命题。2011年农村中小学生寄宿率总体达到26.6％，农村初中生总体寄宿率达52.88％。西部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农村初中学生整体寄宿率达到62.36%，小学生寄宿率达到19.65%。
对于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我们缺乏足够的认知。推行这一政策，我们有一个假设，认为寄宿学校教学设施、教师、课程等条件都比较好，有利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但非常遗憾，调查结果与我们的预设恰恰相反，寄宿制学校儿童的身高体重要比走读的学生差一大块，身高约低4个厘米，寄宿制学校儿童的学业成就也比走读的学生明显要低，尤其是小学阶段，这都是权威机构监测的结果。关于寄宿制学校的改善，社会组织可以做非常有效的工作。
第八，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在中国农村偏远地区和山区、牧区，仍然存在着很多学生在200人以下、甚至只有几十个学生、三五个学生的小规模学校，支撑着无法进城上学、农村后20%的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 如果把这些学校撤掉，这些学生就将失学。其实，这种小规模学校在世界各地、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有。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规模小，位置偏远就想方设法取消它。
我们需要认识，伴随城镇化、少子化的过程，农村学校的小规模化是一个大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放开二胎政策和大量农民工返乡，有些农村也传来学生回升的消息。我们要通过农村教育的生活化、乡土化、社区化，实行有根的教育，建设小而优、小而美的小规模学校，在日本、韩国、台湾的农村，有许多这样的学校，给我们提供了榜样。这样的改革，将不仅为农村教育、也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方向。
第九，关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今年国家已经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接下来需要因地制宜地落实相关政策，稳定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
一个重要议题是创新农村教师培训。公益组织十分关心乡村教师和乡村教师培训，国家的国培计划正在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创新农村教师的培训，探索教师培训的新内容、新工具和新手段。侧重点是教师角色的转变，建立学生主体、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我们还面临高、中考制度改革的新挑战。新的高考制度已经在上海和浙江试点，到2017年要在全国所有省市推行，它对农村教育产生的冲击和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教育部将在今年出台关于中考改革的方案，同样，它也会对农村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十，关于教育信息化与互联网技术。我们可以明确和倡导这样几个概念：一是通过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第二，互联网技术对于农村教育的改变有巨大的潜能；第三，教育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高技术，包括管理体制、教学模式、教师角色等的改变；第四，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可以改变、但不能取代教师。
路在脚下，让我们共同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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