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小梅
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活动作为民间祈福的一种仪式存在,还能在乡村的巨大诉求前实现生计,且过上比较优越的生活时,民间的仪式繁盛如花。而当民间对传统仪式的需求越来越淡化,精神的力量在减弱,如何解决生计问题,才是留住年轻人住在乡村传承村寨文化习俗的关键所在。
“非遗的保护不是将文化遗产维持原状、固化和停滞下来,保护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发展才是文化的常态。”联合国非遗官员杜晓凡博士在凯里举行的第五届原生态民族文化高峰论坛上谈到这个观点,他从国际视野分享了当下的热门话题“文化空间和文化景观”,他认为,保护是对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的“度”的掌控。
11月中旬,由贵州省文化厅、凯里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原生态民族文化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浙江、福建、湖北、云南、河北等全国14个省、51所高校和45所研究机构的14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探讨。
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趋同,停留在时光边缘村落的贵州寨子里的文化形态变成稀缺,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关注。近年来,国家对非遗的重视程度和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非遗申报工作、出外展演机会越来越多,居于偏远村落的非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和公众视野,带来省内外的参观者、研究者、媒体记者和旅游爱好者的造访。他们的足迹触及到偏远村落的每一个地方,在那里以各种形式观看、记录和传播这样的文化形态,带着曾潜藏在本土生活叙事的珍贵人类学研究资料、差异性的仪式和生活哲学到更大的世界中体验。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苑利教授分析了我国文化生态区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应该用可筛选性的半封闭系统来保护,才能让传统文化在自然生态中传承,不能用脱离文化原生地的静态保护来代替活态传承。建议原汁原味、不缺斤短两地进行保护,非遗的开发是商人的事,不能让传承人去做。
来到贵州的专家,在分析了贵州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项目案例后,对改变非遗保护和传承模式提出新的看法。专家认为,在真实的文化空间、生态环境中,介入具有现实关照性的生计扶贫模式,也许是非遗保护和发展的一剂良方。
因关注贵州非遗的口述史项目,年轻的贵州一代学人和爱好者,通过走村串寨,在黔地广袤的田野里捡拾文化的花朵。对传承人系统的口述史资料的采集、文本整理,已经是一项非常具有现实关照的工作,同时也让本地学者更深地了解非遗项目情况。
越来越多的专家期望从顶层到民间都认识到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非遗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时代价值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提炼,有针对性的选用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性保护及数字化保护等不同的保护措施,保护好中华文化遗产,借鉴更多优秀的非遗保护制度和传承人保护制度,用持续传承模式、传统技能与现代教育结合模式、整体打包与利益共享模式,推动非遗的有效保护,促进我国非遗的保护、传承、传播和发展。
目前,我省非遗传承人传授的徒弟大多都在外面打工为生计奔波,很少有学艺完整的传承人,能完整地传承非遗的真实内核。作为表演的仪式,正在改变非遗的传统属性,为游客提供的表演一定程度上给非遗的活态传承以一定的空间,给予年轻人更多生计的可能。
不少非遗保护专家认为,乡村发展结构的转变,人们从温饱向现金收入的诉求的转变,已经改变了社会变迁的结构,强化文化变迁的进程,以传统仪式、宗教性为主体传习的村寨“公益性”文化活动,已经逐步转变为以追求生计模式为基础的传承模式,需要政府组织专家进行系统调研,改变过去以传统申报项目和传承人,以及传承人参与文化旅游推介活动为主体的传承保护模式,创新更多可持续的保护发展造血式扶贫模式,更加多元有效地推进贵州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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