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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合为现实而行

  “文章合为时而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一句名言,是他长期生活阅历和饱读书史的心得体会:“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也是白居易写诗作文的主张: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嘲风月,弄花草”,提倡“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比兴”意义,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意识。

  白居易所讲的虽然主要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但与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研究也有密切联系,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大问题。长期以来,历史研究领域时不时就会有人说:学术研究要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毕竟人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现实影响。其实,“与现实保持距离”也是某种“现实”的反映。学术研究是脱离不了社会现实的,此为其一。

  其二,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才是上乘的研究,自古如此。司马迁写《史记》,标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直接表明以史为鉴的宗旨。脱离这一点,就不能称之为良史。从近代起直至今日,我们讲爱国主义、研究传统文化等,都是为了现实,也是为了今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为现实服务中必然会出现更好的研究成果、更多的上乘之作。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为现实服务一定程度上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因为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司马迁、司马光的学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社会变革、社会矛盾突出的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更为突出。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时期,学术研究是为保皇服务还是为革命服务?在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斗争激烈时期,学术研究站在哪一边?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研究都需要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这里的关键是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其三,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有自觉和不自觉两种情况。以我从事道教研究的经历来说,起初是在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和讨论中接触到“道家”、《老子》《庄子》,进而又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接触到道教研究的学者,特别是接触到一些道长,与他们交往和讨论,进而做一些研究、写一点文章。这个阶段的研究可以说是不自觉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步认识到宗教信仰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学术研究无法回避;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和许多宗教一样劝人为善,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然而,历史上道教兴衰起伏变化不少,如今道教的发展又不尽如人意,自己便很想为道教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所以我的研究就有了一定的自觉性。比如,我在研究道教历史上的改革之余,也研究现在的道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这样的研究应该就是自觉地为现实服务了。

  当然,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也要讲究度。白居易主张“合时”“合事”,就是主张自觉主动地联系现实、为现实服务,从而对事物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白居易关心“时”“事”,关心百姓,主张诗文大众化,写诗要做到“妇孺能解”,从而创造了“新乐府体”。然而,学术研究在为现实服务方面也有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远的不说,“文化大革命”中“批法批儒”以及评价水浒之类的“影射史学”,显然不是我们所主张的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文如此,研究亦然。“时”“事”也就是现实,“研究合为现实而行”。 (作者熊铁基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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