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司法机构的质疑愈益强烈，再不正视必将影响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前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终於作出回应，发出一份长达十三页的声明。愿意回应的态度，儘管姗姗来迟，还是值得肯定。但可惜的是，声明儘管涉及到诸如保释、判刑以及法官公正性问题，但更多的只是重申现有的做法，并没有触及司法机构改革这一最根本也是公众最强烈的诉求。一成不变依然故我，或许可以躲避问责於一时，但司法制度改革是必由之路，不能避也不可能避得了。
香港的法治状况曾长期保持较佳水平，这是所有司法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近年来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正在不断下降，问题越来越尖锐。警察捉人 法官放人现象仅仅是问题的表面，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当前司法机构从制度到人员素质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是司法机构与民意甚至是时代潮流相悖离的客观现实。
马道立法官地位尊崇，长期以来为维护香港法治作出重要贡献，公众有目共睹。但过去的成绩不能掩盖当前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前日的这份声明，名义上是对近期社会对法院裁决各类批评的回应，并详列了司法独立、无罪推论等原则，也回应了公众对上诉与覆核、法官公正性等问题。洋洋洒洒数千字，但坦率地说，更像是一篇官样文章，而不是真正解答公众的质疑。
以法官公正性问题为例，声明不断强调法官必须新时社无私，并指有《法官行为指引》制约，公众不满可以投诉等等，言之下意是否定法官有政治倾向。其实，除非是两耳不闻天下事，否则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声明根本没有回应公众对部分法官立场偏颇、司法独立变司法独裁的忧虑。
的确，法官判案必须在毫无合理疑点情况下才能判被告有罪。马道立也说：法官必须不受任何性质的政治考虑所影响。但真的是毫无政治立场偏见吗？一宗、两宗案获轻判或可理解，但如何解释黑色暴乱以来，大量潜逃疑犯都是由一名法官作出保释决定？又如何解释大量暴动罪疑犯都由个别裁判官作出无罪轻判？乃至於，受到强烈公正性质疑的裁判官，不仅无需受罚，反而可以升职加薪？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一句不应政治化就可以轻轻带过？
再以设立量刑委员会为例，整份声明，仅仅是引用政务司司长在立法会的一段发言来作为回应。甚至於，连到底要不要、应不应该成立这一委员会，声明也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不断在强调每宗案件具体情况都各有不同、极具挑战性及艰巨的工作。但真有那麼难？
美国是最早实施量刑指南制度的国家。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量刑偏差，美国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一系列量刑方法的改革运动。1987年《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正式生效，要求法官必须按照统一的标準判刑，如果法官认为某一罪行需要加重或者减轻处罚，必须有陈述其理由的书面报告，以避免各级法院对同一罪行予以不同的处罚。2003年《英国刑事审判法》通过，设立量刑指南委员会。同为普通法国家，美英所面临的挑战性及艰巨工作难道会比香港少吗？他们数十年前就已经做的事，为何香港今天连提都不能提？是做不到还是根本不想做？
至於公众强烈要求成立的监察司法委员会、遏止司法覆核被滥用、成立专门法庭审理暴乱等问题，整份声明更是隻字不提。市民这些对维护法治的强烈诉求，也是整个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被完全忽略。不仅如此，声明反而称在不熟知情况及欠缺适当基础和理由的情况下，批评法官及法庭，均是错误的。法制绝非个别人的专利，更何况，不解决问题，反而批评提出问题的人，这岂是真正维护法治的态度？
马道立法官的声明，篇幅不短，但总括而言只有四个字：不想改革。然而世界不断前进，岂有恒常不变的司法制度。二○○九年，英国实施数百年来最大的司法制度改革，设立最高法院以取代上议院所行使的最高司法权。英国都能如此，香港为何死守殖民主义时代的过时做法、一成不变？英国人都弃用的假髮，香港还要视作不可触碰的圣杯？
几句批评不会令法治倒退，但司法不改革就没有退路。前终审法院法官烈显伦指出，香港司法机构是时候紧急改革了。这句话道出法律专业人士的诉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港人的心声。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三年多，司法乱象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建立健全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能为香港社会提供公义公平、彰显法治精神的司法制度，是司法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正视问题，推动改革。这是浩浩蕩蕩的历史大势，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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