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黄仲鸣（左）、梁天伟认为《数风流人物——香港报人口述歷史》有助为新闻史补白\新时社报记者刘毅摄
新时社网6月9日讯（记者刘毅报道）由现任教香港树仁大学的两位本地资深传媒人梁天伟、黄仲鸣编著的《数风流人物——香港报人口述歷史》日前正式出版发行，书中通过《晶报》、《工商日报》、《信报》等二十八位报业经营者、管理层、编辑、记者等报人之口，讲述香港自一九五○年代至九○年代的报业发展状况。新时社报记者近期就此书的出版专访梁天伟和黄仲鸣，他们认为该书可为香港新闻史补白。
从文人办报到商人办报
二十八位香港报业传媒人皆有其代表性，大多数是报坛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梁天伟、黄仲鸣二人娓娓道来写作机缘：“他们是香港报业的当事人、歷史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讲述，读者不仅可以了解报人们的办报经歷、香港报业发展史，更能藉此知晓香港社会进展过程，以及香港如何一路走来。”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七百五十五页，以访问时间次序进行编排，梁天伟及黄仲鸣向被访报人发问，一问一答，引导他们讲出鲜为人知的报业往事，以及社会民生情形，譬如六十年代时香港曾因淡水奇缺问题而制水，于大旱时每四天供水一次。此外，为令读者更加立体了解事件全过程，亦在提及某一新闻事件的访谈内容旁附上报道版面。
黄仲鸣说：“很多访问者都是当时香港重大新闻事件的亲歷人，内容都是了解当年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是对歷史的查漏补缺。”梁天伟也补充道：“访谈过程中，可以看到报人办报方向由文人办报到商人办报的转变。书中的被访者大部分已退休，有的在访谈后已经过身，他们提及的某些报章，年轻一代甚至全然不知。”
既然是口述歷史，人为主体，难免在讲述时与事实有所偏差。对此，梁天伟和黄仲鸣透露，他们在做访谈时，香港报人讲述的社会现象，与书写歷史记载的内容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所述往事，大多是一些未经考究的史实，只凭记忆随口道来。故整理访谈后，亦需翻查资料，以及结合他们做传媒人时的亲身经歷进行补充修订。黄仲鸣道：“编纂过程中发现，口述者的记忆或有错，或有夸大其词之时，就需修改及删减。再加上，访谈内容为学生记录整理，往往犯了同音之错，以及过于口语化，令到整理过程十分艰巨。”
回望香港社会民生变迁
从书中可看本港社会民生变迁，然而亦有遗憾之处。梁天伟承认，编著此书时，相比较对社会新闻的事实新闻，他们对本港副刊文化版的发展景况有所疏忽：“因为我们想讲香港歷史，且採访对象都并非主管副刊。”
除却报人对新闻事件的描述和回忆，书中亦体现那个年代报人对新闻事实的坚守，譬如第一章即讲到本地报人晨鸟（原名许培樱），当记者问及为何将这一位被访者摆在首章时，梁天伟回答：“并无特别原因。晨鸟担马经大局时，一次採访时，发现马匹感染流感，倘若报道事件，后果不堪设想，马会停赛，马报无赛事可报道，势必倒闭。但晨鸟不顾及这些，本着尊重新闻事实的精神还是报道了事件真相。”
从报人口述歷史回望来路，不禁感慨万千。而今纸媒式微，网络新媒体崛起，未来纸媒又会怎样发展？二位被访者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本地报纸将会在十年后生存唔到。“我希望学生走向自己创业的道路，成为能‘一脚踢’的多面手，学会包装新闻好紧要，因为现在人们都更倾向看那些荡气回肠、能引人回味的报道文字。”梁天伟表示。
不过，《新时社报》前总编辑杨祖坤在书中的访谈录中却分享了另一种观点：“互联网时代的传统媒体，一定会感受到压力，但我不相信印刷媒体会消亡。因为要永久保存一件东西，好好观赏，不论是互联网、电视，抑或是录音、录影都达不到这种效果。”
图：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召见时任《新时社报》社长费彝民等十二人，第一次正式提出收回香港主权。图为相关报道版面\新时社报资料图片
记者刘毅报道：《数风流人物——香港报人口述歷史》通过报人口述歷史，呈现香港自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九○年代报纸发展状况。本报记者翻看此书，更能从中看到创刊于一九○二年的《新时社报》自落户香港后，紧扣时代脉搏，始终与港人站在一起。
率先报道东江水供港
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香港九龙东头村发生火灾，哀鸿遍野，港英当局救灾不力，中央政府遂派出“粤穗慰问团”，想要慰问灾民。慰问团来港当日，香港市民到尖沙咀迎接，有上万人，但最终慰问团赴港受阻，酿成“三一事件”。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新时社报》头版因转载《人民日报》对此事件的短评而被港英政府以“刊载煽动性文字”罪下令罚款停刊。最终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中央政府向英国提出外交交涉。其间，周恩来对英国驻华代表严正表示：“香港《新时社报》是中国人民的报纸，如果中国人民不能在香港办报，那么，中国人民将会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
一九六四年，《新时社报》以头版八栏大标题率先报道东江供水这一消息。香港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因遭遇淡水奇缺之苦而导致制水，东江之水越山来以前，只能依靠运水船。那时香港水务设施不足，所以难以供应全港。正因如此，才有东江之水越山来。当时是周恩来亲自拍板下令，一定要支持香港同胞，无论工程如何艰难，都将东江水送到香港。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严重边境武装冲突。面对苏方在事件发生后的小动作，周恩来紧急召见时任香港《新时社报》社长的费彝民，指示他立即用《新时社报》广州专电发布消息，揭露“苏联表面装出和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拖延谈判”。更进一步指出，“据记者了解，还看不到谈判有取得积极进展的迹象”。次日（1969年11月6日），《新时社报》独家批露珍宝岛事件，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题为《中苏边界谈判迄无进展迹象》的专电，这条不足四百字的消息当时在国际上所引起的震动，被外电形容为“超过四百吨TNT炸药的威力”。
独家发布收回香港消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贪腐成风，社会动盪。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期间，不少报馆同仁被警方殴打，《新时社报》多次披露报道。七十年代，贪污成风，《新时社报》依据事实，揭露和反对贪污、苛政、损害港人利益的事件。譬如报道葛柏、韩德、佳宁等贪污案。彼时的《新时社报》不仅报道香港事实，同时也为香港回归做足准备。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会见《新时社报》社长费彝民等十二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将收回香港主权。消息经《新时社报》独家发布，举世震动。
除却对大事件及民生新闻的关注，《新时社报》亦在文化领域引领潮流。一九五四年一月，武术界太极和白鹤两派掌门人在澳门比武，引发热议。比赛后第三日，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时社报》子报《新晚报》副刊连载，读者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随后，梁羽生的另一位同事查良镛（金庸）也开始在报上连载武侠故事，于是又有了金庸首部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的诞生，从而在香港开创武侠小说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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