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在北京林学院就读的邱学清。邱学清／口述 林小宇／撰文 邱学清，男，印尼归侨，现年84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农林大学。
一九五八年，邱学清与同学在黑龙江小兴安岭红旗林场实习时的合影。1959年，第一次走进内蒙古的大兴安岭，我被这浩大的原始森林震撼住了。与别人不同的是，我是从印尼回国的侨生，在印尼见到的树木都是热带的阔叶植物，而这里是清一色的针叶林。
更不一样的是，从小就没怎么出门的人，却几乎跨过半个地球，从热带来到了寒温带，在这里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一
父母都是福建龙岩人，在我们这些孩子都没出生前，他们俩一起来到了印尼，落脚在先达市。
邱学清与棉华中学同学在香港聚会。大姐二姐出生后，我也来到了人世，之后妹妹弟弟也接二连三出生，家里的兄弟姐妹共有11人，加上父亲母亲，一家共有13口人，而全家的收入仅靠父亲一人，他不仅要供养全家人的生活，还“一个不落”地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而他的工作仅是在先达华侨总会里担任“文书”，其他的时间，他在一家华人运输公司里兼做会计。
每次想到这里，都会对父亲心生敬意，也能体会到父亲的那份压力和重责，而他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流露出任何的苦楚，留给我们的是他的平静和稳重。也是在这种氛围下，每个孩子似乎都很早懂事，能回报的就是我们好好读书，取得好成绩，得到好评价。
也不知为什么，自己不知不觉读完了小学，初中也很快毕业，这已经是先达这个城市华文学校的“最高”学历了。如果还要读高中，那就得到离先达100多公里的棉兰市读书。
棉兰是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省会城市，在当时整个地区只有棉兰才有华文的高中学校，而且有几所高中学校，但父亲为我选择了华侨中学这一所学校，考虑的是这所学校是一所拥护新中国的进步学校。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尼华侨社会因此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华侨社团纷纷“易帜”，站到了拥护新中国的队伍中。受此影响，社团之下的华文学校也改变了政治立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是“红色”，棉兰华侨中学则是苏北地区最为典型的爱国进步学校。
学校的新式教育，让人们如沐春风，同时，“祖国”的感念深入人心。在这所学校里，教材是从国内来的，教学流程是国内的，课外的读物也是国内的，甚至流传的歌舞也都是国内的。也是到了棉兰华侨中学后，觉得中国不仅是自己的祖国，也是人生的方向，更是自己的归宿。
邱学清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印尼棉兰椰华中学毕业纪念册。其实，高中还没毕业，我就对父母提出回国的想法。虽然他们觉得我是家里的大儿子，理应“辅佐”父母，承担大哥的责任，但最终还是同意我回国的请求。
也许我想回国的目的与比别人还有些不一样。毕竟到了高中的这个年纪，更懂得父母要养育11个孩子不易，如果我能回国的话，多少能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哪想到，我的这种想法，不知怎么地也“传染”给了妹妹和弟弟们，在我回国后的第二年，二妹妹也回了国。第三年，又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跟着回国。
三
1954年，我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离开的那天，父亲和母亲都到了棉兰的勿拉湾码头送我上船。也许是父母一起为我送行，这让我感到有点紧张，毕竟这次的“出门”，不是以往从先达到棉兰的这样的距离，而是“远渡重洋”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们回国比别人早，有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所以一到广州，我们就集体提出要到北京，而且申请很快得到同意，于是我们一起乘坐火车一路北上，向着首都前进。
当时中国长江上没有跨江大桥，火车都是靠驳船运抵对岸，当我们到武汉时，正遇上长江发洪水，轮渡被迫停开，我们只好在车上等了几天，但最终我们还是来到自己向往的首都北京。
全家福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我们只有不到一年的补习时间，所以学习格外的紧张，但我还是挤出时间，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名胜古迹，天安门广场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因为它已深深地印在了人们心中，尤其是我们这些华侨学生，把它视如神圣，能亲眼看到天安门城楼，无疑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每逢国庆等节日，都有很多爱国华侨被邀请到北京参加观礼活动。期间，还安排侨领与我们侨生座谈交流，看到他们就如看到久违的亲人，感觉特别亲切。
四
经过一年的补习，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林学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内蒙古林学院当老师。
那时内蒙古林学院刚组建，校址设在内蒙古的札兰屯。札兰屯是一个小县城，说是县城，不过更像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就是因为它身处大兴安岭，四处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所以学院就设在这里。
在见到大兴安岭前，在北京林学院读书时到过小兴安岭实习，所以对北方的森林并不陌生。但不一样的是，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位老师，进入的森林更大，时间更久，尤其冬季这里非常严寒，这对于从小生长在热带地区印尼的我来讲，更是一种历练。
当时一起分配到内蒙古林学院的归侨有3人，但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人留下来。到了后来，自己也觉得奇怪，毕竟自己一生都是“书生”，却能“吃苦耐劳”，这可能源于自己的体质好，也可能源于思想单纯。
如果不是后来父母回国，我就不会提出调动工作到南方与他们团聚请求。因为几个妹妹都在杭州工作，所以父母回国就到了杭州。那时我也想到杭州，但却只能到了福建，幸好福建与浙江相邻，探望父母也算方便。
五
从我第一个回国后，家里人“分批分期”也都回到了中国，全家人就剩小妹妹一人留在了印尼。
2013年，印尼的妹妹“邀请”我到印尼，顺便参加“世界先达联谊会”的活动，于是，我带着全家回到了印尼。
这趟的旅程，对于我来讲是一次“重温”，匆匆的人生，一晃就是59年，但所有的记忆都清晰地留在脑海里；对于妻子与孩子们，他们也是另一种“重温”，因为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少不了我给他们讲过的印尼故事。
也许这半个多世纪发展速度的不同，在我的眼里，印尼还像从前一样；而在妻子和孩子的感觉中，中国的确比印尼更现代化一些。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对这里的热爱，尤其当我们走在先达独立街(MEDEKA)时，心里更是一番感慨，因为这条先达最大的街道，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的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
转眼自己就成了84岁的老人，平日家里就只有我和妻子两人，安静的时候，我不时地会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程，思绪时而在先达，时而在棉兰，时而又飞跃到了北京，飞跃到大兴安岭。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你记着她，谁还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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