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2日刊发文章说，民进党和时代力量联手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简称不当党产清理条例），执政党立刻磨刀霍霍，将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推动其所谓的转型正义。国民党虽有党产归零之心理准备，却也拟就此条例之正当性声请释宪；俟清党产程序启动后，也势必针对个案提出行政救济程序，最终也可能走上释宪之路。
讨党产行动一旦演变至此，势必演成一场法律战、持久战、割喉战。就法论法，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不当党产条例》的内容确实有违宪之虞；诸如，对不当的定义不明、采有罪推定原则，党产处理委员会设在行政院下，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以及违反一般法令追溯时效原则等。这些，未来在宪政法庭上的攻防，恐怕都非三言两语说得完，更不是任何一方可侈言必胜。
至于行政救济一途，则可能比直接申请释宪还要旷日废时。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民进党当局真的讨回党产，可能是双方缠斗多年之后，彼此耗费了大量资源，乃至社会人心。而另一可能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输掉官司，所谓为了转型正义、政党公平竞争的清理不当党产，不过成了违宪斗争的镜花水月一场。柯建铭担心，党产若讨不回来，这个问题将变成民进党的大巨蛋，其原因在此。
平心而论，国民党党产屡屡成为对手的政治提款机，正是因为庞大的党产造成了政党间的不公平竞争，至少是怀璧其罪。在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国民党运用党产介入政治、甚至操纵股市、财团，形成庞大的黑金网络，在在让民众反感厌恶。因此，不只一般民众支持党产归零，许多国民党员也觉得这个包袱必须处理、抛弃。
但在辩论党产的公义性质前，也必须认清国民党党产其实是一种历史共业，其牵扯之时间、范围与复杂度远超过想像。例如，目前隶属行政机关的法务部门的调查局、防务部门的军事情报局，都曾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历史馆的镇馆之宝大溪档案，曾经是国民党的党产；而如今李登辉掌控下的台湾综合经济研究院，也曾运用国民党的经费成立。就连民进党，都曾是李登辉用党产喂奶水的对象。凡此种种，都让所谓的转型正义充满纠结。
正因如此，要透过《不当党产条例》来达到清党产、转型正义、政党公平竞争等目的，由于该条例框架未尽合理，反而是最治丝益棼、且可能一事无成的方式。就算民进党当局清算党产成功，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是沦丧的法治、永无宁日的政党恶斗，以及无限扩张的行政权。
事实上，国民党已对党产归零提出承诺：在扣除负债、需支付的人事、退抚等相关费用后，其余全数捐出作为公益。此一承诺若能落实，就能直接达成党产归零的目的；未来即不会再有党产衍生的不公平竞争问题，转型正义也可获得相当程度的伸张。然而，《不当党产条例》立法后，此一途径反而丧失了可能性。从这点看，民进党决意使用可能耗时更久、成果更不确定、更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方式来追讨党产，说穿了，并不是真正想要追求转型正义，而只是想借着这个可以翻来覆去的追讨过程来羞辱、凌迟国民党罢了。在民进党眼里，那才是极大化讨党产的政治效益。
如若民进党当局真有心用最少的资源、最小的冲突，和最大的法治原则，让国民党党产归零，未来在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运作上，就需要拿出更多的弹性与包容。国民党承诺的由公正第三方清查党产后捐出，顺理成章也可由此委员会担纲。而国民党除了自我瘦身，也应重新审视退休党工的退抚制度。如此，才是兼顾正当性、可行性、目的性的妥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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