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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泼老师少年成长记:经常逃课 父亲用铁链拴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

  李东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明明已经给房门上了锁,窗户也被扭紧到发出刺刺的声响,他还是心发慌。最后,从屋子角落抽出一根将近两米长的铁链子,把13岁的独生子牢牢拴在床头,他才能出门工作。

  这个36岁的父亲已经想不出什么别的方法,来管教自己的儿子了。两个月前的深夜,儿子小武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的一个小区门口,将一瓶汽油泼向一名路过的年轻女教师杨冬玲,火光和惨叫声中,小武抢走了女教师的苹果手机。杨冬玲烧伤严重,达Ⅲ度标准,被诊断为特重度烧伤。

  如何处置这个未达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李东只能把小武领回家。这个靠砌墙谋生的中年男人火速收走了家里所有的工具,包括梯子、绳子等。他忍不住想,儿子“一定会想尽办法逃跑”,就像以往那样,儿子会把他砌墙时踩的梯子,从自家的小楼搭出去,冒着从3米高空掉下来的风险,逃到邻居房子的顶楼,再逃向县城大大小小的茶楼、网吧和台球室。

  他把柜子、壁橱一一清空,甚至不敢留下一台手机。他见过儿子生气的样子,因为按键不灵,12岁的儿子咬着牙狠狠地把新买的手机往地上砸去,啪啦一声,手机外壳烂了,屏幕碎裂,电池甩得飞远。

  最近两年,他已经怕了再从别人嘴里听来儿子的“事迹”。有时是学校打来电话,说儿子又逃课了。有时是着急的老母亲,哭着说娃娃又离家出走了。最让他心惊的是公安局,盗窃、赌博、打架,这些字眼儿一蹦出来,李东就发慌,心跳到嗓子眼,话都说不抻展。

  似乎,只有这根泛着银色光泽的铁链子,才能稍稍缓解这个父亲的焦虑。

  在给儿子套上铁链以前,李东一直以为,他会给个头蹿得很快的儿子套上崭新的衣服、书包和越来越稳定的生活。他希望孩子好好读书,别走自己的老路,“好好读书,像他三爸一样,坐办公室”。但眼下,链子另一头的小武把头埋得很深,躬着背,套着几天都不换洗的T恤衫和短裤,一言不发。

  隔着茶几,小武坐在了离父亲最远的对角。一整个下午都不主动说一句话,只在父亲的问话和命令声中,用“嗯”“哦”回应。

  他说自己忘了是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不想跟父亲讲话了。2008年李东和妻子离婚后,小武的母亲开始隔三差五地从学校接走他,小武兴冲冲地跟去,却发现母亲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和人嬉笑打闹。这些“大人”在他面前毫不顾忌地抽烟、喝酒、搓麻将,烟雾一圈圈飘出来,熏得小武想吐。

  可下一次母亲要再从学校接走他,小武还是选择乖乖地跟着,“(我)讨厌那个环境,但是我想妈妈”。

  李东拒绝没有抚养权的前妻再来探望孩子,更恨前妻一声招呼不打就从学校领走儿子,害得他和60多岁的老母亲一次次从天亮找到天黑。两个人声嘶力竭地争吵、互相咒骂,混乱中,李东的拳头狠狠地砸在前妻的身上。小武站在不远处,默默地,一言不发。

  那些拳头也最终落在他的身上。成绩下降,挨打;逃课,挨打;没按时回家,挨打。拳头、皮带、扫把、木棍,李东一样样“招呼”着儿子。

  每次打完,小武都哭着说要改,可没几天又犯事儿了,李东的“武器”一点点升级,但儿子却没有“一丁点儿回头的意思”。他也曾试着给儿子讲道理,却发现小武永远是“左耳进,右耳出”。

  高高的山把金川县团团围住,小武继续在这个县城里逃课、游荡,一款名叫“穿越火线”的网络游戏,才能带他来到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带着他一起玩耍的同学,在游戏世界里变成他最亲密的“战友”,他们持枪,在光线昏暗的黑网吧里大喊大叫,互相通报自己的位置,噼里啪啦,射出子弹,“爆头”,赢了。

  那是他最爱的游戏,不逃课的时候他喜欢在脑子里构想游戏画面,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少年会默默走神儿,打发掉半天甚至一整天的课程。直到现在被铁链锁着,他依然“有点想耍”,因为只有那里才有同伴,才讲究一起胜利。

  同伴的邀约对他来说,是珍贵而“不能拒绝的”。早上、中午、晚上,他会在任何一个时间段突然从学校或者家里消失,奔向网吧,奔向他的“朋友”,奔向他的“胜利”。

  “我想有伴,我想要朋友。”这个少年声音低沉,“我不喜欢一个人。”

  小武的奶奶李云树每次出门找孙子都难受得要紧,“黑不溜秋”的网吧里全是“半大点儿的娃娃”,吧台旁就是一摞临时身份证,茶楼里“小娃娃聚到一起抽烟赌博”。起初,她还会去问老板为啥不管管,到后来,这个老人也麻木了,“你再说,你说一百遍一万遍,有用吗?”

  她只想找到她的大孙子。这个路走得歪歪扭扭的老人想着,或许把孩子找回来,好好劝一劝,多做几顿好吃的、买几件新衣服,孩子就不会再跑了。

  心里窝火的李东则集结了县城所有朋友,儿子一逃课就满县城抓人。一次,他的活儿正干到一半,老师的电话又来了,他气不打一处来,和朋友们又怒气冲冲地出去抓人。傍晚,儿子在一家黑网吧被抓到了。

  几个大人把小武团团围住,有人“咬牙切齿”地说,“该找个铁笼子把你套起来,看你还跑不跑”。

  “就是,就是,干脆找根铁链子拴起来算了。”一旁的人附和道。

  直到现在,小武依然记得父亲冰冷的声音。“我宁愿打断你的手脚、养你一辈子,也不想你再出去,惹得大家都不安生。”

  小武瞪大眼睛,也使劲儿盯回去。他说自己心里“又恨又委屈”,可他不想流露出一丁点儿胆怯的意思。

  李东把他关在了家里。第二天,小武就从三层小楼的顶层逃出了家门,工具是父亲砌墙挣钱时脚踩的梯子。

  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日子依旧是“老三样”,网吧打游戏、茶楼打牌、台球室玩台球,他们会模仿电视里澳门赌场的样子,玩一种名叫“捉鸡”的扑克牌游戏,每轮谁输了就灌下一整瓶冰凉的啤酒。

  小武对谁也没说过,其实除了“穿越火线”,剩下这些活动他“一个也不喜欢”,他不喜欢打牌,也不喜欢喝酒,更不喜欢吃了饭不给钱赖账,可他从不敢袒露自己的想法,“说了,也许就当不成朋友了”。

  这些半大的孩子会在茶楼 “看到赢钱了就跑过去说好话要钱”,他们有时也会去饭馆点菜,但总是赊账,等几天后有人“搞到钱了”,再填上窟窿。终于有一天,轮流出钱的小团队终于要求小武也参与付账。

  他把手伸进了奶奶的柜子,李云树从几年前开始,每天清晨起床,拖着一板车的蔬菜从县城走到郊区的客运中心,换来30块钱的收入。5元、10元的票子越攒越多,柜子里慢慢有了几千块钱。

  老人都想好了,这些钱一要留着人情往来,二就是给老大李东的儿子小武和老二家的闺女买吃的,最后,要给小武换部好点儿的手机,“一定要能耍游戏,这样娃娃就不得往网吧跑了”。

  30元、50元,小武开始偷钱。他不敢拿大的,零零碎碎的票子却让同伴不高兴,他们领着他去“搞钱”。一天下午,他们跑到一栋小楼外,爬墙翻窗而入。小武站得远远的,他很怕。5分钟不到人都出来了,“几千块钱呢”,有同伴喜滋滋地向着小武说。

  几天后,他加入了翻窗的队伍,“没什么犹豫的”。

  小武很快就被当地公安部门抓获。在公安局,这个沉默瘦小的少年一言不发,他拒绝向警察透露任何同伴的信息,“因为不可以背叛”。他说,后来自己被铐上手铐,大白天的,在不大的金川县城走来走去,身后跟着几个警察,公安部门让他挨个指认偷窃的地点。

  路上,小武哭了。

  这个1米6高的少年把头埋得很低,却依然感觉得到所有人指指点点的神情和声音,他恨手上那双手铐,恨给他铐上手铐又让他“游街”的那些大人,甚至讨厌所有指指点点的人。李云树接到亲戚的电话,对方问她,“你孙孙咋个了,啷个被铐起手铐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哦?”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小武被游街一事向金川县公安局求证,一名工作人员承认游街的事实,因为“必须指认犯罪现场”。但关于是否戴上手铐,他表示自己当天不在场并不清楚。

  但这种被指指点点的感觉,小武再熟悉不过了。他将汽油泼向女教师以后,舆论如狂风暴雨般在这个环山小城盘踞,最终狠狠砸向这家人。小武的亲戚去看他,顺便告诉他,“网上有很多人说你应该被枪毙”。县城一所高中的学生斩钉截铁地说,小武应该受到“严惩”,“不惩罚他就是一种放纵!”

  同在县城居住的老二一家受不了了。儿媳妇向李云树摊牌,一家人要去成都打工,她要么跟着一起走,要么留下,“你管大孙子就不要管我的娃娃了”。在隔壁县城当公务员的老三也不断催老人离开。

  退学手续没办、甚至连课本书包也没来得及收拾,小武的学校就和这个少年“划清了界限”,学校一位老师在回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提问时称,“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是马尔康工读学校的学生。”

  只有年迈的老人始终割舍不下老大和孙子,这个丧偶的老太太一个人拉扯大了3个孩子,又拉扯着几个孙子长大,她心里清楚,如果自己也走了,这对父子很可能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孙子出事后,儿子一口气瘦脱了相,工作不做了,饭也不做,每天就把儿子锁在房里,她在一旁看着,却只能急得跺脚。

  可她已经越来越衰老了。佝偻的背再也做不了繁重的农活儿,她只能把玉米蒸得久一点,稀饭熬得稠一些,让父子俩吃多点,仅此而已。

  这个老人想不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为什么经济条件这么好了,孙孙不愁吃穿还要去偷东西”,比如二儿媳,以前发了年终奖马上就要给小武买套新衣裳,对他“好得不得了”,这次出了事却头也不回,那么坚决地离开了。

  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年前那场“游街”事件后,孙子小武离开的心,同样决绝。和朋友三言两语“讨论了下”,小武干脆利落地跳上了开往成都的大巴车,临走,还从奶奶的抽屉里抽走了四五千元。他决定跟朋友一起去打工,逃离这个让他窒息的小城,再也不回来。

  那是2015年,小武12岁。

  在成都的日子,这群少年找不到工作,整日游荡,去了欢乐谷玩儿、又日复一日地去网吧、饭馆,钱很快挥霍一空,年纪大点的少年决定去江浙找找机会,小武则和一个“好朋友”一道,继续游荡。

  走到成都一个郊县时,“好朋友”突然告诉他,自己要去投靠自己的朋友了,“他不认识你,我没法带你一起了”。

  小武愣了。

  然后,他就这么看着“好朋友”一点点走远,自己一句话也没讲,一个人呆坐在县城人民医院的角落。一整个下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最后,又冷又饿的他拨通了奶奶的手机。

  从成都回到小县城后,李云树和李东一起去学校求老师让孩子继续上学,老师也答应他们,“娃娃不读书还能做啥”。可回到学校,小武还是忍不住逃课。在学校,唯一能留住他的是乒乓球,如果遇上别人想来和他商量球台“归属”,这个少年会冷冷地,抽出拳头说不。

  他又回到了“朋友”身边。只不过,他再也不和那个曾在半路抛弃自己的男孩说话了。圈子的生活依旧单调,6月的一个傍晚,3个孩子在饭馆吃完了大餐,一看账单100多元,两个“朋友”迅速作出了决定,小武付账,他们先去打游戏了。

  奶奶放钱的位置换了,小武再也找不到能一下子拿出100元的地方,他漫无目的地在县城晃着,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发现一辆三轮车漏油,赶紧捡了塑料瓶,装了小半瓶。这东西可珍贵,晚上不回家时,几个孩子都住在水坝附近。地处川西的金川县夜里很冷,他们总是点燃汽油,把玉米秆扔进火堆,伴着暖火席地而睡。

  那一夜,被扔下的他拿着装好的汽油,原本打算去找同伴,睡一觉,第二天再想想怎么付钱。可路上正好碰见了独自出门的女教师。女教师手里拿着苹果手机,这东西他只在通讯营业厅里见过,知道“值不少钱”。

  几乎没有思考,他就冲上去,泼出汽油。钱,钱,钱,只有拿到钱,饭钱才有着落,才能留住眼下几个朋友,在他看来最珍贵的朋友。

  大火很快燃起,杨冬玲痛得尖叫打滚。 “那天晚上看到火燃起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小武的声音很低。

  他吓得落荒而逃。

  出事后,曾经一起睡过水坝、在“战场”并肩杀敌的朋友,一个也没出现。他又说自己“现在没有朋友”。

  最近两个月,他一直很想跟无辜的女教师道歉,却鼓不起勇气,最终只把道歉信带到了病床前。这家人总不断劝来访的记者,“让更多人帮帮杨老师,不要写我们了”。在电话里,杨冬玲的母亲声音嘶哑悲伤,她不愿提及有关小武的一切,只说“谢谢大家对杨老师的关心”。

  但是之前,有媒体探访杨冬玲时,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请记者逐字逐句念了道歉信,随后说,“娃娃在哪儿,我要看看他。”她告诉记者,“我想听他(小武)念”。

  李东觉得对不起杨冬玲一家,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让他(小武)自食恶果,我真的想死了算了,再也不要管他了”。可话音刚落,他又会用很微弱的声音补一句,“但我要是走了,娃娃该哪么办嘛……”

  只把儿子锁了一段时间,这个父亲终究心软,又解开了铁链。

  他其实一直都知道,小武第一次逃学是在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儿子背着书包,跑到县城半山腰的一座寺庙,对着菩萨的像,重重地磕了好几个响头,一连几天小武都去磕头,每次跪着默念,“菩萨菩萨,求求你,不要让我爸爸妈妈离婚。”

  庙里空空的,没人回他。守庙的老太婆不忍心,把这事儿告诉了李云树。老母亲回家和李东说起孙孙,两个人坐着,静静地流泪。

  眼下,小武在日复一日的沉默和叹息中,尝试着理解父亲。家人不在时,他偷偷告诉记者,自己不再怨恨父亲,“我晓得他是为我好”。

  李东也偷偷作了决定,尽管儿子让他觉得“特别失败”“没脸做人”,但以后,自己还是会去看看儿子在工读学校过得好不好,就看一眼,偷偷地。

  (根据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小武、李东、李云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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