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发改委价格司腐败窝案爆发后，价格改革有了较大进展。
作为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进展的关键环节，价格改革在2015年取得数据上的突破保留的中央政府定价项目仅为20项，比2001年定价目录减少80%左右。
虽然早在1978年便被十一届三中全会描述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但过去多年来，价格体系的改革经常被舆论斥责进展缓慢。
业内专家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虽然目前已实现97%由市场定价，但所剩3%中，恰是公众所指垄断企业聚集、牵涉公众生活最基本需求的部分，其改革难度颇巨。
目前，推动较大的改革出现在医药领域，但有医药领域专家对记者表示，由于过于强调低价，一些药价已经打穿成本价，给药品质量带来风险，这与改革目的相违背。
改革最后往往是一道综合题，是从本领域延伸向外的环境变革，是多部门配合。破了价格司权力腐败下的个人利益格局，价格改革有进展，但更大的进展还要等外部环境变化。有贵州医药企业负责人称。
反腐促进放权
作为价格主管部门，2014年发改委价格司却成为腐败案件的重灾区，引发业界对价格管制的讨论。
发改委价格司主要负责拟定重要商品价格，审核少数中央政府管理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电价、油价、水价、气价等都是价格司主要的监管对象。
一是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二是管理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审批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三是收钱办事成为潜规则。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曾这样总结发改委腐败案件的特点。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撰文指出，依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可惜的是，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因素的牵制，30多年后价格改革还没有完全实现。
不过在2015年，改革明显加速。当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建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也是在2015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录》。定价种类由13种类减至7种类，具体项目由约100种减至20种，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有舆论认为，2015年的一系列价格改革或是腐败压力下的放权。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此前发改委的主管领导还有一些顾虑，腐败案一出，加快了发改委放权的速度。
现在整体趋势是能放则放，能不管就不管，逐步由市场形成价格机制。一位地方发改委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重点管的是垄断行业的价格，例如水、电、煤气、供暖，以及和民生相关医疗检验、教育方面的课本费、学杂费、公益费等等。
3%的控制力
1978年以来，中国的价格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从1992年之前的改革计划价格体制阶段到建立市场价格体制；从以调为主、以放为辅到只对极少数重要商品服务价格进行调整。
经过30多年的价格改革，已改变了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许昆林曾表示，目前97%以上的商品服务价格都已经由市场竞争来形成。
新版《中央定价目录》相比之前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国家计委2001年第11号令），定价范围大幅度缩减。定价种类由13种（类）减少到7种（类），约减少46%；具体定价项目由100项左右减少到20项，约减少80%左右。保留的20项中，以国家发展改革委为主管理的有13项，以行业主管部门为主管理的有7项。
还未完全放开的领域涉及垄断，与民生息息相关，例如水、电、汽油、医药等领域，利益关系复杂。多位业内专家认为。
依照许昆林表述，目前接受政府价格监管的商品服务价格只有3%，但这看似极小的数据，却包含着最为公众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
价格稍变，公众反应就会很大，而且还涉及企业生产成本，所以这个领域的慎重是可以理解的，有些还是国家战略储备能源，涉及国际间竞争和国家的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业内专家指出，但这些理由并不能成为改革滞缓的借口，更多时候，价格反向变化，是因为我们的价格机制缺乏灵动性，这种拖沓则涉及更多问题。
比如国企对国际市场的反映，他们决策失误，却要通过价格滞缓甚至反向变化来从国内消费者身上找利益，这就不单纯是价格改革的问题。专家称，这涉及国企深层改革。
降价并非目的
水、电、汽油等由于少数频遭公众指责垄断的国企把持，所以，相对有诸多企业竞争、相对比较市场化的医药领域，成为价格改革重点突破领域。
国家采取谨慎的态度，主要还是和相关部门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相协调的问题，这是价格改革的最大挑战。例如我国药品质量参差不齐，放开医药价格后，如何与卫生部门的药品管理制度、医保报销制度相衔接等都是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俊峰此前对媒体表示。
北京鼎臣医药咨询史立臣告诉记者，国家放开药品价格，是想把药品价格市场化。但是实际的降价是通过竞标来完成，招标降价成为主基调。各省强制降价，甚至二次降价，在招标基础上再降20%，有的药品已打穿成本价，这样的药品质量如何保障？这已与国家层面想推行市场化定价的导向严重偏离。
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司长周望军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药品价格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以药养医的机制，若这一机制不变，则药品价格改革只是空谈。
但记者独家获得信息显示，这位发改委价格司的改革派领导，在落马前却通过受贿，为多家药企在药品价格方面提供便利。能涨价的涨价，要降价的调小降价幅度。
医药价格改革两方面，一是要把以药养医改变，等于是去除旧的利益格局；二是要形成更充分的市场竞争，要通过简化审批等环节，让药品更好入市，同时要减少对一些国产药品不必要的保护。上述贵州医药企业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称，不久前媒体曝光的某婴儿疫苗断货事件，即被舆论指责背后有相关部门以行政力量保护国内药企导致。
改革的目的，是更多让市场决定，而不是一味降价，群众感受药价高，你可以通过健全、提高医保，但不应该只注重降价。该企业负责人称。
价格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几十次药品降价，价格却越降越高，说明管制机制对药品的实际价格作用不大。史立臣表示。
改革攻坚仍难
不仅在医药行业，在以往的价格改革历程中，曾出现过几次物价飞涨的情况。公众担心发改委不断放开价格后会不会再次出现价格上涨的情况。
对此，许昆林回应，放开价格，是为了形成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涨价或降价都不是目的。目前商品和服务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的，可以预期，价格将保持平稳甚至有所降低。
一位前地方物价局官员向记者说明，价格审批要走这样的程序：首先，企业上报成本构成和定价申请；物价部门认为价格合理，能够进入调价程序后，会进行成本监审，然后根据项目情况判断是需要走听证会流程、座谈会流程，还是通过会议直接定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物价局原副局长蔡玲曾经表示：一定程度上讲，我们的操作还是凭经验判断来做的。几十个人面对着上千种药品，想要发现其真实价格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定价漏洞，也可能滋生腐败。一位医药行业专家表示。
不仅如此，在价格监管上也存在问题。在问及价格监管难度时，一位地方发改委工作人员表示，好不好管其实在于想不想管，工作人员对政策的把握程度、想不想作为是关键。
专家认为，监督检查权限不明晰是造成工作人员不作为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对价格工作者的责任追求和合理的考核制度，造成价格监督弹性大，对执法人员缺乏约束力。
以医药为例，改革最后不是点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本领域的问题，而是牵涉外部环境的问题，比如你要药品价格改革，最后你发现必须先对医疗体制改革，对福利制度改革，对户籍改革这是一道综合题，需要让涉及的多个部门相互配合进行，这恰恰是我们最难的，因为各个部门在过去已经形成了利益划分，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利益。前述贵州药企负责人称，也因此，近年来对改革的呼声中，顶层设计一词频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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