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吕元骢指出，“本土派”不断宣传香港人并非中国人，目的是想达至“港独”，但现实上完全是行不通\新时社报记者林少权摄
新时社网4月25日讯（记者朱晋科）如果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政治就是最资深的“化妆师”，近年“本土派”提出一系列本土论述和“港独”史观，甚至致力建构出一个“香港民族”。香港历史学会会长、前香港大学中文及历史系荣誉教授吕元骢，在接受《新时社报》专访时强调，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批驳“香港民族论”和“城邦论”等观点错漏百出，指“本土派”不断宣传香港人并非中国人，目的是想达至“港独”，但现实上完全是行不通。
吕元骢以研究清代政治史及制度史着称，退休后仍着书立说，到不同的学校和团体中作历史专题演讲，为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当收到记者的访问邀约，要谈论“港独”议题，吕教授亦爽快地答应了，并直言自己愿“为两地福祉做事”。
批“恋殖”思维筛选历史
“由头到尾，香港都是中国的，只不过当时未develop（发展）”，吕教授接受访问时说，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前，居住在港岛的只有少数的农夫，大部分是水上人和海盗，虽然当时的香港可以用“荒岛”来形容，但无人认为这个地方不属于中国，亦无人争论，“点解英国要拿我们香港？如果系属于佢，佢使乜拿呢？佢要拿，说明香港是属于中国，只不过是我们打输仗。”
对于“本土派”称，香港早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加上有不同的制度和价值观，故有权力去“自决”甚至“独立”，吕教授提出质疑，若按此逻辑，夏威夷都不应该属于美国，甚至应该交给日本，“夏威夷除了土着，就是日本人，有几多美国人喺度住呢？”吕教授又批评“恋殖”思维对历史作选择性记忆，强调由1842年到20世纪中期，香港被港英政府搞到“鸡毛鸭血”，人民生活悲惨，去到港督麦理浩的时代才有改进，“因为佢（麦理浩）知道邓小平想收回香港，于是为了拿到民意，做很多建设。”
民族定义应以习俗为准
吕教授又直斥“香港民族论”“肯定是错”，“香港人点会系一个民族？我哋有咩特别？有咩三头六臂？我们讲嘅嘢同其他人、广府人唔系一样咩？”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定义，归根到底要讲习俗，“你属于这个民族，就会用佢嘅习俗，好似红番（印第安人）喜欢摆羽毛喺头上，你会不会啊？除非你自认为系红番”。他又反问“本土派”，有何证据能够证明香港人的习俗是独特的，“八月十五你会不会食汉堡包啊？你有无见过鬼佬清明拿住扎花同只猪上去拜山啊？”
“港独”现实上绝不可行
至于“本土派”不再用血缘、出生地、肤色等划分民族，而是诉诸于主观的“想像”，即只要认同香港价值、文化和制度，抗拒内地那一套，就是所谓“真香港人”，吕教授认为，这种基于排斥中国人的香港人所用定义，只是“本土派”的政治标签，背后是要达到“港独”的政治目的，“他们（本土派）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是香港人，如果（香港）每个人都这样想，香港就会变成香港，不再是中国的，这是他们的想法”，但他相信这种意见不代表香港的大多数。
对于有学者提出“香港城邦论”，吕教授说，未看过该书，但他肯定香港不会是城邦，“城邦肯定有支兵，香港几时有支兵？香港几时是city-state（城邦）？这个不是历史”。他批评，坊间流传的一些本土史观“仲衰过断章取义”，简直是假造出来。他又强调，“港独”现实上完全不可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等方面，都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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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诠释扭曲“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成功落实，但过程亦出现某些“偏差”。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公开场合曾指出，社会上有人对基本法作“另类诠释”，更把“一国两制”的“一国”压缩，扩大香港“一制”，刻意排斥中央在香港管治权和监督权，把基本法授权香港高度自治转化为“完全自治”。
破坏繁荣稳定伤两地感情
刘兆佳指出，“本土主义”、“分离意识”、“港独主张”、“主体思想”、“占中”行动、“民间制宪”等现象陆续涌现，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权威性屡受挑战，既损害了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又伤害了两地同胞的感情。这些现象不但对“一国两制”的落实和基本法的实施不利，更在香港内部造成对立和分化，对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无益。刘兆佳续指，回归以来，香港存在一种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核心内容是在不同程度上，把香港理解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把香港与国家分割，将高度自治转化为“最高自治”或“完全自治”，不接受甚至排斥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例如，有些人认为中央必须任命经由香港选举产生的人为行政长官，只能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虽然人大释法是香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但会破坏香港法治和损害香港司法独立等。
推广基本法白皮书正本清源
刘兆佳认为，不少香港人在回归后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缺乏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另类诠释”在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当中愈来愈大行其道，香港发生愈来愈多的挑战中央和抗拒国家的激烈言论和行动，而大学生乃至有中学生担当了“先锋”的角色。
他强调，针对“另类诠释”者刻意排斥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权和监督权的图谋，在推广基本法时，中央在“一国两制”下的权力和责任必须重点论述，以驳斥各类香港是“独立政治实体”的观点；而《“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简称《白皮书》）对管治权有透彻的论述，与基本法相辅相成，因此在推广基本法时，应该同时推介《白皮书》，推广工作也需要全方位进行，学校、传媒、网际网路、地区、议会和议会选举等都是重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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