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刘业强接受《新时社报》专访时指出，激进政团只是“选择性本土”/新时社报记者林良坚摄
【编者按】近年香港政局风云诡谲，在连场风波中，最令人忧虑的莫过于“港独”歪风肆虐。激进分离主义分子早已不甘于单单在示威游行中挥动几面“龙狮旗”，他们“勇武”冲击，发起“暴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他们同时骑劫“本土”，鼓吹所谓“公投自决”，视基本法与“一国两制”为无物。近日还有人公然声称以“香港独立建国”为宗旨成立政党。《新时社报》由今日起推出专题，透过一系列专家学者的访问，揭露“港独”激进分子的歪理，正本清源，激浊扬清。
文|新时社报记者戴正言 许嘉信
“本土派”近期透过所谓“勇武抗争”，甚至以“反中”为号召，逐步走向危险的“港独”之路，情况令人忧虑。代表新界原居民的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接受《新时社报》专访时指出，激进政团乘乱“骑劫本土”、鼓吹“港独”，对香港有害无益，批评他们只是“选择性本土”。他坦言，新界原居民数百年来扎根香港，致力保留传统之馀，更曾肩负保家卫国的使命，他们才是最有资格称得上“真本土”。
前年的“占中”俨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不仅挑动起市民的违法意识，更令激进分子的主张“没有最激，只有更激”。上任乡议局主席大半年的刘业强接受《新时社报》专访时表示，过去一段时间，本港政治纷争在“本土”思潮的抬头下，暴力手段愈演愈烈，有人更藉此混乱局面鼓吹“港独”，企图将香港和中国割裂，严重影响及破坏香港民生及经济环境。
大众应发声制止“港独”
激进分离势力在大年初一发动旺角暴乱，多个暴徒纵火、掟砖、袭击警察，社会各界事后纷纷作出谴责，乡议局亦曾发起“反暴力撑警队”行动，近6000人参加。刘业强说，若情况不严峻，不会有那么多乡民走出来表态：“新界人过往较少参与政治活动，但这次看到长久下去，‘港独’会带给香港灾难性的破坏，所以不能不出声。”他直言，“港独”明显违反基本法，估计部分激进年轻人可能因一时冲动，未必清楚了解宣扬“港独”对社会的危害及相关法律责任，认为社会大众应多加劝阻。
对于激进分子挟“本土”二字作政治动员，刘业强说，现时香港出现这一撮“本土”、“港独”鼓吹者，显然是想“脱中”，希望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部分人则经常挥舞港英旗，给人感觉想“回归”英国，质疑他们整天将“本土”两个字挂在口边，但连“本土”的真正意思亦搞不清，是在混淆和骑劫“本土”这一用语。
刘业强又说，所谓的“本土派”其实只是“选择性本土”，只新界原居民仍保留不少本土语言，包括大埔汀角村的汀角村话，认为“本土派”若要维护本土，更应该尊重传统，去拯救和学习这些乡村语言。
“本土”一词蕴含爱家爱乡
刘业强坦言，新界人对“本土”两个字特别有感情，坦言“要讲本土，全香港哪有人够资格与新界原居民讲。”他说，新界原居民早于十几代、几百年前就在各乡各村落地生根，至今还保留不少古老传统，而每个宗族都有一本族谱，可以逐页翻查家族历史，“在这块土地上追本溯源，这才叫‘本土’”。
在刘业强眼中，“本土”一词背后蕴含着一份爱家爱乡的情感。他认为，老一代的新界人孕育出来的本土意识，主要是针对英国殖民主义，因一百多年前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令香港从中国割让出去，并推行殖民统治，因此当时新界人更加产生一种强烈保护传统、“‘抗英’的心结，这都是源于保家卫国的精神”。到了日本侵华，香港沦陷，新界原居民努力保卫家园，部分人更投身东江纵队，甚至内地部队，共赴国难。
乡议局加强与青年沟通
刘业强说，这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之心，才是真正的本土精神；反观现在的“本土”激进分子，一直在“反中”，排斥内地居民、驱赶内地游客，打击香港零售经济，但这样做对他们本身并无得益。他坦言，现时香港与祖国的关系根本无法割裂，两地社会、民生、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他说，乡议局今后会考虑举办更多活动，加强与年轻人的沟通接触，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真正的本土精神与传统。
倡政府纳新界力量入架构
现时新界人口超过370万，占全港人口逾一半，当中有超过70万人是新界原居民。服务乡议局近10年的刘业强认为，新界人乃爱国爱港的坚实力量，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建议政府应该就未来多项新界大型发展项目，多关注新界人和乡民的意见，而乡议局今后亦会继续吸纳年轻专才，为建设新界和本港社会注入活力。
近年不少市民都盼望社会能够急起直追，致力发展经济民生，奈何本港却被一层“港独”迷雾所笼罩。刘业强认为，为抵抗激进分子的“港独”意识，让香港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重回正轨，特区政府有必要积极扶持乡民的爱国势力：“在这关键时刻，大家应凝聚力量，继续支持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令香港重归过去那样，理性、和平地去面对问题、协商解决问题。”
刘业强说，政府未来有多项重要大型发展项目都与新界有关，包括莲塘口岸落成、大屿山发展计划、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等，新界人有义务作出贡献，建议政府除了在地区层面咨询意见外，亦可支持及鼓励新界力量进入政府咨询架构。
乡议局成立至今已有90年历史，一向予人传统之感。自2007年起已加入乡议局的刘业强说，乡议局虽然历史悠久，但不代表思想守旧，新界亦不乏年轻人才，指在过往前辈们的努力下，大部分新界乡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改善，新一代原居民与市区人一样，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出各方面专才。他说：“不少乡绅二代也是留学外国、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士，若他们愿意投身乡郊事务，乡议局未来必定能向更专业化、更有干劲和活力的一面发展。”
刘镇发批语言保育政治化
图：刘镇发接受《新时社报》专访时坦言，语言保育与分离意识“完全是两回事”/新时社报记者何嘉骏摄
近年，多个“本土派”组织先后冒起，以激进方式表达诉求，除了令“本土”一词被掺杂政治意味，亦令本土文化保育一事被模糊焦点。本土语言保育协会会长刘镇发接受《新时社报》专访时坦言，语言保育与分离意识“完全是两回事”，本港却有一些组织以捍卫本土语言和文字为名，制造分化的理据，刘镇发质疑这些人士对本土文化未有深刻认识。
刘镇发于2008年创立本土语言保育协会，一直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学者及社会人士努力捍卫逐渐被社会遗忘的本土语言。他在接受《新时社报》专访时说，自己的工作是为了令港人对香港更有归属感，明白香港是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同时唤起港人的保育意识，亦希望让市民知道，原来自己身处的地方有不同本土语言存在：“尊重别人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接受他人的语言是其中一种，跟让座、排队等行为一样，都是文明的表现。”
本土文化不等同分离
然而，“本土”一词目前被一些团体和人士作为政治主张或口号。刘镇发直言，保育本土语言跟现时个别人士推崇的“分离思潮”是两回事，捍卫本土文化不一定牵涉政治议题，更遑论与分离主义扯上关系，“总之我不是搞分离意识，如果他们要搞，是他们的事”。
刘镇发认为，世上所有分离组织若要找机会闹事，都会找到藉口，故意寻找一些“缺口”，显示自己与他人之分别，例如肤色、宗教等，而香港的有关人士则选择以语言和文字作为“缺口”，制造分化的理据。他质疑，所谓的“本土派”根本不是捍卫本土文化，而是将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这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你不懂尊重别人就做不到文明人，要尊重已有历史存在，他们想也不想，香港还有什么本土文化，到底有认识多少。”
在港有祠堂才是“本土人”
在刘镇发眼中，“本土”组织提倡捍卫粤语，正正反映他们不认识“本土”文化。他指出，广州话大概是在1860年后才流入香港，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文化，“严格来说，广州话不算是最符合本土定义的语言”。
那么港人又有没有“本土”与“非本土”之分？刘镇发笑言，在香港有祠堂者，才称得上是“本土居民”。而“本土人”的根源要追溯至公元964年，即北宋时期，当时开始有人在香港定居，之后发展出“邓、文、廖、侯、彭”五大家族，聚居于新界一带，人们讲围头话、汀角话等“本土语言”。
到了清朝，发生“迁界事件”，规定沿海居民全部内撤50里，持续八年，五大家族只有不足四成人回港继承祖业。清政府眼见香港地广人稀，遂在广东省张贴皇榜，邀请省内人民到香港开垦。约1700年，香港开始有客家人落户，之后大批人移民到香港，令移民人数在18世纪后期大致与本地人人数相等，香港亦恢复繁荣。直至19世纪，英国人占据香港，并于1898年登记户籍，当时有祠堂者，就被视为“原居民”。
分离主义将保育变专制工具
在访问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一些政治敏感话题，刘镇发总会对记者表示“不想谈到政治”，似乎想尽量将自己的保育工作脱离于现时纷扰的政治氛围。他强调，捍卫本土文化不等同“排外”，若将文化保育与分离主义扯上关系，很容易会变成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成为另一种专制：“譬如我现在将客家话扯上政治，我觉得在新界客家村不讲客家话的人很衰，因而发起政治运动，岂不是变成另一种‘本土派’？”
客家话曾是港本土语言
随着时代的巨轮不断往前推进，一些语言在社会上可能逐渐变得乏人使用、认识，不获重视，最终可能消失于世上。从事语言保育工作多年的刘镇发坦言，现今社会之所以出现“语言消亡”，其中一个主因是语言使用者认为自己的语言不重要，他捍卫“本土语言”，正是要改变这种观念，又认为只要港人重视广州话，根本不用担心其地位会被普通话所取代。
本身是客家人的刘镇发说，客家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仍然未在香港社会中“丢失”，当时人们会视乎自己身处的地域、面对的人物等因素，而选择使用何种语言沟通，但自广州话在19世纪末流入香港之后，逐渐在主流社会、大众媒体、学校等地方广泛应用，地位大大提升，不少客家人将广州话的地位看得很崇高，“怕讲客家话会被人说是‘乡下佬’”，遂改以广州话跟子孙沟通。此消彼长之下，客家话等一众本土语言成为弱势。
刘镇发指出，语言消亡的原因主要有三：天灾、种族灭绝、自愿放弃，而客家话等弱势语言随时被消亡，正是因为人们自愿放弃他们的语言，“现在没有人在家里讲客家话，打开电台、电视听不到，学校又一句都不讲，社会上又没有人认识”。他又以自己为例，指自己自出生起即学习以客家话与人沟通，到了五岁半入读小学后才开始接触广州话，“我的语言态度好，没有排斥广东话，觉得一定要学懂，甚至以懂得讲广东话为荣，要讲到跟城市里的人一样好，但我回到村里却不讲广州话”。
新时社报4月18日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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