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培根
战争诞生英雄，也制造魔鬼！英雄乎、魔鬼乎，一念之差，一举之别。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日军入城并在附近地区进行长达四十多天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抢劫、强奸和屠杀，夺走远超三十万人的生命。从一九四四年起，江苏和南京每年都在十二月十三日举行纪念仪式，包括撞和平钟、敬献花圈等等。二〇一四年升格为国家活动，首个公祭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南京全城默哀。今年的十二月十三日的公祭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 和平企盼
有人解读本次公祭并非党国一把手致辞，是中国身段放软，对日示好。是否如此，且听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的表述：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定调之高不可能因为人而异打折。其实，从首届一把手现身到第二届改由合适代表主持，在讲究亮相的中国就是政治成熟的表现。
公祭很能引起历史反思。从中国领导人高度概括和充满智慧的语言传达两个重要的资讯：不是要延续仇恨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逝者已矣，前者是对历史伤情的解脱；来者可追，后者是对未来社会的憧憬。这是解开中日关系僵持的洒脱，也是敢对人类前途多牟担当的高姿态。不止日本人，全世界对中国崛起惊悚的人都应该认真倾听。
睡醒的雄狮中国能否言出必行？挑战，国内国外都有；压力，大大小小不少。国内的挑战之一就是认同的培养。每年公祭后都会出现很多反思文章，各抒己见。其中杨翼飞从国家（政治）民族性以及人性单个层面进行反思，全面而理性，非常精彩（见《面对南京大屠杀，我们需要反思》，中国网二〇〇七年。但是，更多的文章仍然抱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的观点。国耻的情结不外源于：一是泱泱大国被小日本欺凌的不服气，另一是深恨旧中国羸弱无能，任由日军宰割，太不争气！尽管这种提法具有狭隘性和落后性，提出的人毕竟是有血性和愿意反思的一群，是值得培养认同的对象。
我们必须走出这些情结。试想，中日战争之际，日本竟然同时偷袭珍珠港，连美国都敢打，何小之有？甲午海战和中日战争都是血的教训，而今中国已非昔日阿蒙，历史不会重现。时代不同，形势剧变，飞跃复兴的中国需要人们尽快甩掉这些历史包袱，采取更加具有弹性的思维和进取的态度来应对历史事件。看小日本的傲慢心态不去，我们就无法客观看待大和民族足以自豪的优越而倨傲失措落败，也无法辨识日本人民缔造友谊的良善而鲁莽招怨树敌。另一方面，刻意和过度的自责使自己深陷自卑，无法正确地认识自身的能力以致缺乏在国际事务中纵横捭阖的信心。
了解日本 知己知彼
我们更须要了解日本。沟通和了解是双向的彼此促进。民间交流、社团往来是低层次的沟通了解，高层次的应该是学术研究，即日本学的开展。日本和中国不但是近邻，而且颇有渊源。对于这样重要的国家，中国的日本学发展如何？这几十年来，我们培养多少学有专长的日本研究学者？我们出版了多少能够帮助公众正确认识日本的着作和文章？网上搜索的结果，看得见的中国大学对日本的研究真的不如日本爱知大学对中国研究的专业。自一九四六年建校以来，爱知大学就坚持重视中国研究，并于一九九七年四月正式成立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现代中国学院。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该学院组织多项研究活动，建立以当代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并出定期版《中国二十一》杂志，公认为日本近年来最活跃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日本在了解中国，中国了解日本吗？
作为一个普通的新加坡人，我对日本的认识很肤浅，自小印象深刻的就只有，很抱歉，日本人在新加坡的奸杀掳掠种种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报复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以及抵抗日军对新加坡的入侵，日军也策划了所谓大检证的肃清行动，由捕杀抗日分子到滥杀无辜百姓。由于没有记录，死亡人数各方不同，新加坡华社估计为十万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主持下，新加坡和平纪念碑建成，碑下合葬历年来新加坡各处陆续发现惨遭日军屠杀的百姓遗骸。
除了新加坡，类似的有组织、大规模的屠杀也在菲律宾发生，其中还包括数以万计的美国俘虏的冤魂。这些丧心病狂的恶行都是日本侵略军反人类的罪证。由此可见，反对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复辟的重任不应该由中国独自扛起，它是世界上所有有理性国家应有的国际责任。当大国们拥有防军（军国主义）打军如防恐打恐的共识，中国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的愿景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系新加坡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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